卢德之:亚洲慈善发展与亚洲慈善家的使命

2015年 3月10日,我在华民慈善基金会与到访的亚洲慈善协会主席、新加坡连氏基金主席连宗诚先生就亚洲慈善家交流与合作等相关议题交换了看法。4月20日到22日,我应邀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2015年亚洲公益创投年会,并发表了题为《让资本走向共享》的主题演讲。21日连宗诚先生作为东道主邀请我共进晚餐,并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连宗诚先生作为亚洲慈善协会主席,今年以来为发展亚洲慈善协会访问了亚洲的许多国家,拜访了许多知名慈善家、慈善基金会和慈善研究机构,调研共同建设和发展亚洲慈善圈的思路和行动。两个月里,我与连先生的两次交流非常愉快,双方就亚洲慈善家协会、中国慈善发展现状、中华文化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就加强慈善合作交换了意见,共同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交流与沟通,为扩大亚洲慈善协会的力量,促进亚洲慈善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以下是我们双方交流的内容纪要。

关于新加坡连氏基金会

连宗诚先生首先介绍了连氏基金会的基本情况。他说,连氏基金会是连氏集团设立的慈善基金会,在世界各地资助了许多慈善项目,包括在中国内地也实施了许多教育等项目。从总体上说,连氏基金会支持的项目很多,特别是在幼稚园实习中心计划、临终关怀计划等公益慈善项目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具有很好的社会影响。本人长期在新加坡政府部门工作,后来由于连氏基金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兴趣爱好,现在已经从政府部门出来,专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我们发起成立了亚洲慈善协会,是希望通过这个慈善组织,加强亚洲慈善家之间的联系,合作开发一些好的慈善项目,共同推动亚洲慈善事业的发展。谢谢卢先生的理解和支持。我们期待中国更多的慈善家像您一样,支持亚洲慈善家协会,参与到亚洲慈善家协会中来。

我说,连氏家族是新加坡很有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大家族。我知道,连瀛洲老先生一贯致力于教育、经济发展以及新中友好交往。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外交家,是一位非常值得我们敬重的企业家、金融家和慈善家。多年来,你们连氏基金会在中国资助了许多教育项目、企业研究项目,还举办了“连氏中国发展论坛”等,都很有影响。你们连氏家族发起成立亚洲慈善协会,很有气魄,也让我们非常敬重。从这件大事上看来,连氏家族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大家族。我非常赞同你们的这个计划,支持你们倡导的亚洲慈善家协会,也会参与协会的活动,向你们学习。目前,中国需要推动富人家族参与慈善活动,需要发展家族基金会。连氏基金会为我们创造了经验。连氏基金会又是华人家族创办的基金会,对中国家族基金会的借鉴意义更大。

关于亚洲慈善协会

连宗诚先生认为,亚洲各个国家为自己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经济发展,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但还是存在许多社会问题需要慈善组织来解决,比如新加坡已经相当发达,却仍然需要慈善组织参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政府也需要慈善组织的配合。慈善组织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就亚洲各个国家来说,面对的困难和问题不太一样,但还是有许多问题是共同的,需要各个国家的慈善家们共同研究解决的办法和措施。亚洲慈善协会就是一个让亚洲慈善家相互交流、合作的平台。

我说,我很赞同连先生的观点。我曾经说过,慈善出于爱心,爱心才是最纯粹的。母亲疼爱孩子的心是最纯粹的。世界上慈善家的心是相通的,慈善家与慈善家最好沟通,慈善家往往是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推手。当然,亚洲慈善协会必须是一个慈善家们的共同组织。所以,亚洲慈善协会从设立时就要好好考虑一些具体的原则问题。比如亚洲慈善家协会性质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个协会应当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平等性和可持续性的亚洲多边、多国慈善家自己的合作、交流机构。比如亚洲慈善家的共识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讨论,但我认为,就是要力求取得更多的思想与行动上的共识,特别是理念上要有一些具体的共识。慈善家之间可能不太了解彼此在想什么,但慈善协会可以让大家在一些共同的理念下,一起思考问题,思考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再比如慈善公共产品是什么?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些好的慈善项目,让亚洲慈善家拥有一些合作、交流的平台,如慈善主题论坛、慈善合作项目等,让大家能够好好坐下来,既可以讨论问题,也共同去解决一些问题,为亚洲发展服务,为项目所在国服务。

从这些方面来看,亚洲慈善协会应当是亚洲人自己的事,是亚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如何办好亚洲慈善协会,亚洲人自己应当做主。我在4 月20日举行的2015年亚洲公益创投年会上也明确谈到了这个观点,这是否可以成为亚洲慈善协会的一个原则呢?亚洲慈善协会是否可以建立一个联席主席制度呢?今年是新加坡,明年是中国香港,以后是印度、韩国、日本等等。这样,不管大国小国,大家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共同促进亚洲公益慈善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亚洲慈善协会可以由世界慈善家来发起,可以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慈善家、企业家参与进来,但最好不能由西方人来主导,也不能由亚洲的某一国家来主导。当然,慈善是全球的事业,应当没有国界。亚洲慈善也要加强西方慈善的交流与合作,把西方慈善的好经验借鉴过来,为发展亚洲发展慈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连氏家族建议设立亚洲慈善协会非常有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也可以说是重要的亚洲国家慈善交流与合作的多边协同组织,当然要欢迎西方国家的慈善家加入进来,共同为世界慈善发展做出努力。

关于宗教与慈善的关系

连宗诚先生说,新加坡的宗教比较多,新加坡75%以上是华人,许多人信仰道教、佛教,还有许多人信仰西方的宗教,比如基督教等。新加坡的法律规定,任何慈善活动都不能带有宗教色彩,不允许宗教通过慈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当然,宗教领域做慈善的情况比较普遍,也是做慈善的重要力量。慈善出自于人的本心,需要从人本身的角度来谈慈善。这样就更好理解慈善。

我认为,在西方,宗教与慈善关系非常紧密,许多慈善理念就与宗教有直接的关系。但就东方的情况来看,东方有东方的文化特点,东方有东方的慈善文化特征。在东方社会和东方文化里,慈善一定要避免政治化、宗教化解读,慈善就是慈善,我几年前就提出了纯粹慈善的概念,慈善就是慈善,慈善出自人有内心,出自人的本心。所以,我同意连先生的观点。连先生谈到慈善出自人的本心,就有我所说的纯粹慈善的意思。我就是希望慈善不要与政治、宗教绞在一起。中国台湾地区的宗教慈善,特别是佛教慈善项目就做得很成功,很有特色,他们在全世界地方都有慈善项目的志愿者,影响很大,也很好,他们并不是用宗教做慈善,而是把宗教一些善的理念融入到慈善活动中间,非常好地发挥出了慈善的作用。

关于中国慈善发展现状

连宗诚先生非常关注中国慈善发展现状,首先就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连宗诚先生问道:卢先生,您觉得中国慈善发展的社会背景是怎么样的呢?中国的慈善机构或者基金会,都在正常运作吗?您的华民慈善基金会发展情况如何?

我介绍说,中国目前的慈善状态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形成了,第一代富人也形成了。他们的儿女大多有海外学习经历,有的甚至长期在海外生活。这些“富二代”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怎么需要直接父辈手里接受太多的财富,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财富。事实上,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创业条件与基础,也容易走上成功创业的路。当然,许多企业已经到了需要交班的时候了,这种“富二代”现象目前不是很普遍,但已经产生了,发展的趋势是很好的。而且,他们虽然接受了国外教育,也接受了国外的一些价值观,但许多人骨子里仍然是中国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会在他们身上生发奇异的效果。他们会理解、支持甚至建议设立家族基金会,就像连氏集团成立连氏基金会一样,为家族的荣耀和家族的发展发挥新的作用与价值。

在中国,行善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无论是民间还是庙堂,这种行善的愿望和形式早就存在了。这在中国文化中已经体现得非常充分了。但是目前如何推动现代慈善,就是如何在原来的中华文化基础上,把西方的比较好的经验、制度嫁接过来。现在中国大陆正在制定慈善法,到现在美国也没有专门的慈善法。为了制定好这部法律,中国已经花了八九年时间,最近快要落地了。慈善法的出台,可能会很大程度地推动中国慈善的制度建设,应该会在今冬明春正式出台。。

中国的慈善法出台之前,目前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类,现在有4400家,超过80%以上都在正常工作,非公募基金会2900家,大约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慈善法出台以后,公募基金会与非公募基金会的区别可能会取消,任何基金会都可以对外募款。华民慈善基金会就是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慈善法出台以后,华民慈善基金会就可以对公众募款了,但这也要看基金会的选择,不一定会对外募款。中国基金会发展跟美国类似,但美国有7万多家,中国现在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差距还很大。未来10年,中国基金会将会有一个大跨度发展。前面我就说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死的死、退的退、坐的坐牢,在岗位的不多了,基本上都到了交接班的时候。有些企业家不愿意把财富留个后人,更多的是“富二代”也不愿意简单地继承家族的财产,更愿意自己奋斗创业。他们认为,父辈留下了的产业反倒成了负担。这样就出现了财产如何处置的问题。我和我的家人商量后,决定成立基金会。我们的女儿如果去创业的话,条件要比别人好,而且有我们指导她。不管是否创业,基金会未来的领导人一定是她。一方面,可以通过基金会的方式凝聚家族的道德情怀,另一方面也可以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反倒可能一代又一代的“富”下去。这才是真正对家族负责任的处置财富的方式。如果简单地把财产给了孩子,如果孩子不争气,财产很快就会没有了。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不可能拿着钱不去投资。如果不了解投资,一旦投资,就很可能一夜之间财产就是负数。所以,我认为,现代经济促成了现代基金会,特别是家族基金会的诞生,家族基金会既是服务社会的方式,也是家族传承的重要方式。

到目前,我主持创办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共同发起成立的华民慈善基金会,另一个是我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家族基金会。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在乡村里有很高的威望,平时就喜欢帮助别人,把我们兄弟姐妹给的钱都攒起来,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慈善基金。他老人家去世以后,我们的亲朋好友筹了很多钱,但主要是我们家人的钱,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一个慈善基金会,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基金会,只有一千多万人民币,是我家乡湖南益阳市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主要是做教育扶助项目,教育是根本。中国有句话是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华民慈善基金会是一个大得多的基金会,未来也是可以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基金会。

华民慈善基金会还是中国大陆最早开始慈善国际合作交流的基金会之一,尤其是在中美慈善交流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目前,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较快,最有活力的地区,文化底蕴深厚,又有着悠久的慈善传统,在亚洲范围内开展慈善交流,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但是,世界各国之间慈善交流与合作,也具有相当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我们理性看待和把握。就亚洲来说,需要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有效机制,实现亚洲慈善家的紧密合作,从而推动亚洲慈善事业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关于政府的社会管理政策

连宗诚先生介绍说,新加坡政府的管理非常严格,对社会的控制也比较多。在新加坡,政府在最上层,中间是企业,最下面是社会,是由政府统领的。就慈善来说,新加坡政府还是非常支持慈善组织,但他更多是关注你的钱,而不是你的想法或做法。

我介绍说,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既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也包括社会转型,出现基金会这种社会转型的载体,是历史的必然。政府首先是规则的制定者,第二,政府可以监督基金会的发展和成长,第三是政府实行购买服务,并由此来实现对基金会的管理和规范。昨天,新加坡的一家媒体就问我说:新加坡政府这种管理对中国有什么启示?我回答说,新加坡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做得非常优秀。在华人社会,政府的权威性很重要。政府的权威性会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经济,另一个是社会。市场经济可以规范它,但想控制它,那是控制不了的。在社会方面,政府肯定是要加强管理的,否则,就可能会失控,政府的权威性会受到挑战。中国大陆也有这个问题,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点。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到规则上来,回到制度设计上来。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不找到平衡点,那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新加坡的一些做法对中国大陆是有借鉴作用的。

说到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我觉得应当是一个政府在上、企业和社会在下的三角形结构。关键是政府的权力,如何用经济和社会来约束,权力来自于社会,又能被社会所制约。至于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我认为,在华人社会,这不稀奇。政府把慈善放在了配合政府开展工作的位置上。但慈善应该有相对独立性。我提出了共享的观点,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的共享,而慈善是一种自愿性的共享,这就不能只是一种配合,应该双方是一种协同关系。现代经济的发展会促进一批基金会的诞生,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管理思路和模式也会变化。还是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企业的问题。连先生在这次亚洲公益创投年会上发表了很有新意的演讲,也重点谈到了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我认为,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企业需要利润。也就是说,社会企业是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了好的商业经济才会有好的社会企业,经济只有在商业企业充分发展起来了的情况下,才能发育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为什么首先在英国产生?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包括在新加坡发展得很好呢?就是因为有了好的商业企业,如果连商业企业都做不好,或者根本就不懂商业企业,又怎么能够做好社会企业呢?讨论社会企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从这个意义讲,发展社会企业需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市场发育成熟了,市场也被刮分完了;二是市场发展了,但又不那么景气了;三是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成功的人士,他们有商业经验,又有社会热情,也就是我经常讲的有了一大批拥有资本精神的人;四是有许多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比较好的解决,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了社会原因与社会期待。去年我到台湾走了一圈,看到台湾的社会企业发展很快,其深刻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经济不那么景气了,第二产生发展疲软了,第三部门也就起来了。也就是说,因为前面二个原因,第三部门却景气了。中国大陆不是这种情况,大陆未来10年以上仍然是市场经济大发展时期,社会企业大发展应当是未来10年之后的事。当然,我也很热心社会企业,也尝试以多种方式做社会企业,所以 绝不反对社会企业。现在作一些社会引导是好的,也是需要的,但我们不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企业超越不了经济发展阶段,否则,不仅产生不了好的社会企业,还可能会产生许多畸形的社会企业。那样的话,既伤害了社会企业的发展前景,也可能伤害到公益慈善事业。

关于中华文化的影响

对此,连宗诚先生说,连氏家族祖籍来自中国潮洲潮阳,是一个浸润了中华文化的家族。我多次到中国访问,也参与了连氏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对中国的感受比较深刻。我用英语表达比较好,但也会讲汉语,只是表达比较慢一点。正如你们看到的情况,新加坡有自己的文化特点,但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影响是现实的,也是深刻的。

我说,我很早就知道,新加坡的中华文化特色相当明显。这次到新加坡后,感慨很深。来到新加坡,即使不懂英语,也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到处可以用汉语交流,许多报纸用的也是汉语,而且是简化了的汉字。当然,新加坡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特别城市建设与管理很成功,也很有特色,每一个公园、每一条街都有自己的特色,很少雷同,让人喜欢坐下来看,也有东西看。但是,我感觉到,新加坡文化的根还是中华文化,里面有儒家文化,也有道家文化等。我在报纸上看到,4 月15日,你们的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的演讲中还特别用中英文引述了《道德经》,说政府的治国之道和《道德经》的理念相同,就是不断地为国人积德。这说明,中华文化对新加坡的深刻影响和现实意义。我觉得,新加坡现代文明体现了儒家文化特色,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典范。除中国外,亚洲还有许多华人社区,新加坡这个成功的形象对亚洲华人有很好的价值和意义。从新加坡的成功转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能够包容其他文化,能够与其他文化,包括市场经济等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这对世界有意义,对中国也有意义。

中国与新加坡,语言沟通没有什么困难,价值观相差也不是太大,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会相近得多,都希望有机会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现在,一些中国人走出去,也许并不像当年那样,只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学习一些先进理念和技术,更好地为社会发展做一些事了。新加坡就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城市社会建设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中华文化永远充满活力,是能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

连宗诚先生表示,我赞同您的观点,希望有机会再一次到你们基金会去,还希望到您家做客,更好地感受中国的家庭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现代特色,也期待您下一次来新加坡作更加深入的交流。(来源:《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