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滔:资本精神 引导资本走向共享的理性选择

[摘要]共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资本走向共享是资本发展的历史性抉择。资本走向共享须实现资本属性的良性发展,即实现资本发展与资本向善,而这要靠正确的、积极的思想文化与精神动力来引导、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思想对资本走向共享形成了阻碍。“资本精神”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局限性,超越了早期资本野蛮发展的理念模式和资本自身的封闭性,重塑了资本的文明性格和内部主体的多元性,并将其理论价值归宿引向了“共享”这一终极目标,更好地契合了资本发展与资本向善的需要,对引导我国资本走向共享具有内在的价值指引。

[关键词]资本 共享 资本精神 传统文化

《周易•系辞》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古往今来,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所进行的各种思考与实践,都可以回归到一个根本问题:人类应当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延续与发展。对于这个问题,古人曾提出过许多设想。这些设想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但在本质上又有着相通的理念——这就是“共享”。共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它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参考维度。而资本是人类发展的核心资源与动力之一,资本走向共享是人类社会走向共享的高级形态。

一、资本走向共享的价值逻辑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一系列危机与挑战,如贫富差距日益加剧、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环境污染愈加严重等。为了应对这些危机与挑战,人类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尝试:从西方社会对福利国家理念的推崇,到新兴国家对社会保障体制的探索,再到国际间的发展合作与危机管控等等。可以发现,无论哪种实践形态,其核心理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共享”。正如唐凯麟指出,“对于多元存在的各国和民族来说,如果不树立一种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思想,树立一种‘共享’的理念,要使自己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生存与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1]

1.趋向共享:资本发展的历史性抉择

“资本逻辑是资本扩张的经济规则,是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还是现代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塑造者”[2],当今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对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在人类社会走向共享的过程中,资本也存在着走向共享的内在要求。“让资本创造的财富为多数人服务,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诉求”[3],这要求人类重新审视资本发展的本质意义与价值基础,将注意力聚焦于社会大众的利益与立场,从而实现社会进步与繁荣,这也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意义所在。因此,资本趋向共享有着其自身的历史必要性。

同时,走向共享也是资本实现自身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对资本的运作过度强调工具理性,从而造成了社会伦理价值的非理性化倾向,“财富的丰裕程度与伦理道德水平出现了严重背离,财富往往成为了不道德的诱因。”[4]。由此引发的资本无节制的野蛮增殖,催生了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阶层对立、劳动异化等。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严重破坏了资本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生态,进而动摇着资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使其自身的发展也陷入困境。

为此,资本急需超越这种内部逻辑缺陷,将自己投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共享为资本实现自身的转型与超越提供了一套指导性原则。共享理念在尊重资本自身规律的同时突出了资本的公共效用,强调资本与其所处环境的和谐共生,从而实现资本与人、资本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换言之,并不是用其他资源或其他机制替代资本及资本逻辑,[5]而通过内化资本的共享理念,确立一套合理追求增殖、再合理处置它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态度,为资本及其运行机制开辟另一种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资本走向共享须实现资本属性的良性发展

资本存在二重属性:既具有生产与增值的自然属性,又具有产生社会权力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曾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6] 资本作为“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二重属性的统一,是物化了的社会(生产)关系力量。资本的自然属性,即“资本一般”,包括它的工具性和“物”性,它是不同性质与形态资本所具有的最一般化的属性。当资本作为一种生产的基本要素时,它能够通过不断的投入生产创造出新增价值,体现出它的工具性;当资本不再继续投入生产时,它就是一般的财富,体现出“物”性。资本的社会属性,即“资本特殊”,它是资本所有者依靠资本所有权而享有相应行使权利的属性,这种特殊性反映了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生产关系与权力关系。

资本走向共享必须实现两大属性的良性发展。首先,重视“资本一般”与社会公共福利之间关联性,解放资本的增殖天性、尊重其多样性,从而促进资本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共享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繁荣,必须依靠资本不断投入到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一旦不再继续投入生产,资本就成一般意义上的“物”,终止了增殖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让资本成为不断投入生产的动态资本,而不是倡导资本成为供人消费或是私人累积的静态财富。其次,正确把握“资本特殊”与财富分配之间密切关系,寻找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规避资本的异化倾向,从而实现资本向善。“‘资本特殊’是权力与财富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整合,具有历史性、多样性。” [7],如果“资本表现出为少数人获利的特征”[5],或者资本以权力和财富的个体本位为导向而走向过度私有化,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等,那么这样的资本就是“恶资本”。反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资本则是“善资本”。因此,资本共享的关键在于保持资本增殖活力的同时,确保资本向善。

二、资本走向共享的中国传统文化阻力

资本走向共享需要正确的思想文化与精神动力来引导与实现。而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脱胎于传统社会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推动当代资本发展和资本向善方面,存在先天性缺陷与结构性冲突。其中一些消极思想甚至对资本发展与向善形成了束缚与阻碍,已难以应对现代化社会情境,更无法将其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与人文领域。

1.“重稳定,轻发展”抑制了资本的自由发展

卢德之在分析中国传统宇宙秩序观何以阻碍资本发展的内部原理时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正是以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为目标的伦理体系”,[8]这种核心理念对权力与统治秩序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社会发展(包括资本发展)的重视。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内倾型文化”,同时指出,“内倾型文化常看世界是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误认为外亦自足”。[9]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思维逻辑中,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不是来自于社会内部发展的滞后或资源的缺乏,而是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与破坏。因而,社会无需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寻求发展,社会管理的重心应在于维护社会现有的稳定状态。

同时,对如何使社会个体融入这种“消极社会稳定观”,统治阶级也运用了一系列的文化策略,它为社会成员塑造了这样一个生活世界的基本逻辑:一个稳定而又相对开明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对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远比追求超出生存需求以外的、不确定的财富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因而“重稳定,轻发展”的理念以一种自然化的形态嵌入了个体的价值判断之中。

与中国传统文化“重稳定,轻发展”性格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资本所具有的活泼、流动与不断增殖的天性,以及对社会发展与革新的强烈需求。资本是推动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它得以自由发展并发挥社会效应的一个重要提前就是一个有活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所以,“重稳定,轻发展”的传统文化性格,实质上背离了资本所具有的活力、动态、不断增殖、不断超越的特性,从而抑制了资本的自由发展。

2.“重节度,轻扩张”抑制了资本的正常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内敛克制的性格趋向,强调社会运行与个体立世要遵循“节度”原则,主张“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10],“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11]等。这种节度观蕴含了一定的消极色彩,认为社会发展与个人的修养不得悖于圣贤教化和先王法度,不得冲击社会结构、原则与状态。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消极“节度”的理念,阻碍了社会与个体实践程度的深入与范围的扩张。

与“重节度”的文化性格相适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社会个体对于自身行为应执行一种自我克制的安平原则。如孔子反对“行险以激幸”,即反对个体对不确定性行为及目标的追求。传统文化甚至提倡“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富贵;素贫贱,行贫贱。”,[12]这样一种消极的自我克制原则,进而导向了一种极端的实用理性。李泽厚认为,“受这种实用理性影响,中国人只关注于现世的生活,只在意此在与此岸的幸福,而不愿去开拓未知的世界。”[13]。“资本是自由的产物”[14],如果没有了一个自由的社会环境与自由的行动个体,资本的存在与正常发展是极其受限的。因此,传统文化构建的一套严密而又极富封建意识形态的“节度”理念,严密钳制着上至宏观社会、下至微观个体的运行,抑制了资本的行动空间与正常发展。

3.“重私德,轻公德”抑制了资本的普适向善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基础之上,这种社会内部的结构特性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层面的封闭性与狭隘性。相比于“公德”,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更加重视“私德”。而这与“让资本创造的财富为多数人服务,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本诉求”[15]是相错位的。

在团体——家庭——个人三个基本的社会结构关系中,与西方文化关注与重视团体与个体不同,“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体与团体两端”[16]。中国传统文化把社会关系内化为一种家庭关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道德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了家庭这一狭小的社会单位之中,造成了以家庭礼俗为本根的“私德”意识。过渡重视“私德”的文化意识可能会抑制社会对“公德”的情感认可,正如刘清平教授说:“由于儒家伦理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始终坚持“血亲情理”的基本精神,特别强调家庭私德对于社会公德不仅具有本根性,而且具有至上性,结果就使它所提倡的社会公德受到了家庭私德的严重压抑”[17],而事实上,“道德是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利益的一种必要顾及,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范”[18],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兼顾都是社会完善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代化资本展现了一种开阔的社会化视野与广博的群体性关怀,体现了一种社会整体性发展与社会共同性受益的诉求,蕴含了一种普适性的向善原则。“社会越发展,资本就会越发达;资本越发达,越要为多数人服务;资本越为多数人服务,社会才越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19]。资本突破了狭隘的家庭本位观,与社会公共福利这一更为广阔的道德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传统文化中“重私德,轻公德”的特性与资本的精神内核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其狭隘的空间视野与利益诉求无法适应资本普适向善的特性要求,必然会抑制资本普适向善在社会中的延展。

4.“重小善,轻大善”抑制了资本的主体向善

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工具,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天子”与“天人感应”等理念。在这种理论逻辑中,“大善”匹配于“天子”的身份,只有封建帝王才有“大化天下”、“恩泽万民”的“大善”权力,因而“庙堂防大善”[20]。而普通人不可逾越君主,故而只能从“小善”。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实践经验色彩。对实践经验的偏重,一方面使传统文化关注于现实的社会与生活层面,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其认识与实践视野的狭隘倾向。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并局限于对家族乡里狭隘范围的、基于基本生活需求层面的、立足于阶段性与及时性需求的、工具化层面的关怀,即对“小善”思维与行动给予了极大关注,而对“大善”理念却缺乏必要的重视与扩展。

而“资本首先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种工具”[21]。相比于作为工具化的存在,资本作为独立的主体,有着自身更高的内在精神追求。它需要突破工具化价值范畴,将自身导向一个更为广阔的道德至善境界。无疑,传统文化“重小善”、重工具化的理念将资本局限在了一个碎片化、狭隘功利化的生活形态之中,无形中压制了资本主体性的作用空间,无法适应资本主体对“至善”的价值诉求。

三、资本走向共享需要资本精神引导

当前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思想仍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作用;另一方面,一套成熟的现代价值形态仍在形塑中。卢德之提出了“资本精神”理念,强调“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明确肯定“资本首先是一个主体,而不是一种工具”[22],认定资本作为独立主体对自身的社会价值与道德追求,破除了资本工具化的偏见,树立了资本主体向善的精神内核。资本精神理论更好地契合了资本属性良性发展的需要,对引导我国资本走向共享具有内在的价值指引作用。

1.资本精神内涵: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事业而花钱

《资本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精神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这类动机具体化为: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为增长而积累的动机;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诚实守信;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等。”[23]核心内涵表述为:“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事业而花钱”[24]。

不同的学者对资本精神有着不同的理解。谢洪波、孙霞认为“其基本内涵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发展的愿望就是资本精神。另一方面,资本精神的精髓是社会责任。”[25]中国公益研究院资本精神研究中心研究认为:“资本精神的内涵是一系列的道德和动机;资本精神是有形资本到无形资本的升华过程。”[26]南京大学何仁社会学院研究认为:“资本精神是资本发展过程和社会关系分配中的内在动力以及背后的道德精神” [27]等等。

总的来说,资本精神实质上是人在创造财富和正确处置财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神动力、精神道德与精神境界。它将勤奋、节俭的个人事业观与财富的共享化理念相接合,既激励人们积极地创造财富,又鼓励人们为着至善的目的而合理地处置财富。

2.资本精神诉求:资本发展的文明向度与自我超越

首先,资本精神超越了资本发展早期“野蛮”、片面的理念与模式,重塑了资本的文明性格。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成为了资产阶级确立自身统治地位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的工具理性极度扩张,以一种相对“野蛮”的方式推动社会发展,造成少数人主导财富,大部分人却被资本奴役而日益相对贫困。因此,在资本发展早期,资本发展与社会文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二律背反”困境。

但正如唐凯麟指出,“从历史与现实的表象看,经济与道德确实存在着某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与其说是经济与道德的冲突,还不如是说人类在生产力、制度和文化发展上的不足所造成的一种历史局限,这种局限使经济与道德之间缺乏一种相互融洽的机制和契合点。” [28]卢德之提出的资本精神理念,突破了资本早期狭隘的工具理性思维框架,寻找到了资本与文明二者之间的“相互融洽的机制和契合点”:即将资本的关注点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层面,着力消解资本的野蛮特性,塑造资本的文明性格。童世骏认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代替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29],这种文明化性格将资本的聚焦点从“物”转移到了人本身。在卢德之的资本精神框架下,资本的文明性格既包含了资本原始的对利润的积极动机,也涵盖了资本主体的自我约束、资本流动过程的规范以及资本财富的公共性原则;既包含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切,也涵盖了人类普遍的情感诉求与德性修养等。因此,资本精神诉求体现出了新时期的资本在发展方式、使用原则与效用范围等层面运作的充分性与全面性,超越了早期资本野蛮增殖的局限。

另外,“资本精神特指资本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30]。唐凯麟指出,“资本天然地具有扩张本性,如果不加以约束,它就必然造成经济与人文的对立,造成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际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31]由于资本具有非理性的倾向,因而需要伦理与道德的介入与引导。资本精神即聚焦于对资本主体的道德与伦理约束,强调资本的社会意义。资本精神强调“人和社会为神圣的目标而使用财富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和激情。”这个“神圣的目标”即为卢德之所认为的让更多的人共享资本带来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财富。卢德之《让资本走向共享》里指出:“资本越发达,越要为多数人服务;资本越为多数人服务,社会才越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 因此,在资本精神的原则中,资本的终极意义不再是单纯的增殖工具,而是“在至善目标下进行创造性积累及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动机与行为的道德象征” [32]的物质载体,即在于实现自身性格与功能的“至善”,从而使资本挣脱“野蛮”的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的发展轨道。

其次,资本精神超越了资本自身的封闭性,重塑了内部践行主体与受益主体的多元性。资本作为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其话语权长期被社会中的小部分群体掌控,从而造成了资本自身的封闭性:即资本所有者一方面严密控制着资本主体门槛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又极力压缩资本受益主体的延展空间。资本的自身封闭性使其在无节制的扩张与积累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因素,进而从内部瓦解了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资本精神试图从伦理学的层面实现资本的自我超越,将资本推向一个更为开放的层次,实现资本践行主体多元性与受益主体多元性的有机融合。

在理想状态中,资本崇尚践行主体(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在自由市场环境中的自主进入/退出的模式,反对政府力量的进入或干预。同时,资本在流通环节,通过内部主体间的竞争、垄断,也会形成隐性的排斥机制,集中体现在资本所有权不断向少部分群体集中。在缺乏行政力量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资本增殖极易偏离公共性原则而走向一种不可控的状态,“渗透进一切社会领域,将其都变为可以增殖的领域,从支配经济领域的力量成为支配一切社会领域的力量”[33]。资本精神从理论逻辑层面突破了资本的封闭性,如卢德之在反对政府强力越位的同时,对适度“有限政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并倡导现代慈善、基金会等方式,对扩展资本主体的外延范围,消减资本的侵蚀作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更好回应这一问题,卢德之引入了“共享”这一关键性概念,提出“共享就是这种新资本精神的重要元素” [34],并且明确这是一种建立在“多数人主义”基础上的发展机制。“共享也是一种共同价值观,既要求共享发展源泉、发展机会,也要求共享发展过程、发展成果;既要求共享财富,也要求共享权力。”[35]资本精神中的共享理念强调的是资本发展的平衡机制,注重的是资本受益主体的社会化与多元性,寻求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

3.资本精神归宿:将共享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与社会的价值目标

资本精神通过对资本的属性与结构、人的本质与需求、社会的过程与意义三个层面的思考,最终找到了三者间的有效结合点——“共享”,将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完美结合在一起。

资本精神倡导个人积极创造财富,并将自身累积的财富用于“神圣”的社会事业,发挥个人私有财富的公共效用,从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此,卢德之提出了“富人革命”[36]这一有效路径。“富人革命”通过自觉将个人财富进行社会化处置,“实现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的完全符合,丰富人的本质,促进人的发展”,[37] 将个体的人生价值导向社会共享的语境之中,从而为微观主体在人类社会的宏观意义中找到了核心的生存基点。

同时,作为资本精神的发展,共享理念已突破资本的狭小空间,将资本精神的理论价值投射到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社会各个领域,正如卢德之指出,“一个是历史的起点,一个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共享都应该是一种价值目标,既是人生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的价值目标”[38]。资本精神框架下,确立了从“共识”、“共治”再到“共享”的战略路径,资本更加注重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通性,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套合乎人性又极具包容性的价值向导与实践参考。这对纠正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选择、协和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摆脱价值领域的混乱局面、促进形成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目标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共享理念是资本精神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是对整个理论体系的一种深度思考与定位。资本共享全面修正与完善着资本的运行逻辑,使得资本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资本在共享理念的主导下,突破了原有的封闭性,走向一个面向社会“大多数人”的、全然开放的姿态。

[参考文献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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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凯麟.财富伦理引论——为庆贺《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年而作[J].中国社会科学,2010,(06)

[5]曹晶在《试析资本逻辑概念的三层内涵–在马克思资本哲学视域中》认为,资本逻辑是高度同一性的社会机制, 是现代性社会的产物。他批判资本逻辑在理性化的运行逻辑中催生非理性化的结果,即“的理性和工具理性导致人把自身的全部价值都欲拿来和资本价值相交换,价值和意义的平面化不断呈现。人把生命的全部热情都献给了对资本和货币的追求”,因此他认为资本及资本逻辑必然会被更好的社会机制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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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湾:正中书局,1983.

[10]《荀子》

[11]《中庸》

[12]《中庸》

[1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4]卢德之.资本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15]卢德之.让资本走向共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16]《梁漱溟全集》(卷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17]刘清平.儒家伦理与社会公德—论儒家伦理的深度悖论[J].哲学研究,2004,(1).

[18]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而繁荣的国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

[19]卢德之.让资本走向共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20]卢德之.成长的烦恼.新浪网.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1-08/143440366.html.

[21]卢德之.资本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22]卢德之.资本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23]卢德之.资本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24]这个“神圣的目的”指的是慈善事业。

[25]谢洪波,孙霞.基于资本伦理的理性解构—浅析卢德之的《资本精神》.中国非营利评论[J].2010(02). 

[26]中国公益研究院资本精神研究中心.财富向善的逻辑:资本精神与现代慈善[M].2014.

[27]南京大学何仁社会学院.资本精神:文明统合的力量[M].2014.

[28]唐凯麟.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石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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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卢德之.资本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31]唐凯麟.经济和人文脱节的不良后果——全球金融危机的伦理审视[J].哲学研究,2009(05)

[32]南京大学何仁社会学院.资本精神:文明统合的力量[M].2014.

[33]程新英.资本的逻辑与当代社会发展困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03).

[34]卢德之.资本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35]卢德之.走向共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6] 富人革命是指富裕阶层应以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将个体从社会中累积到的财富重新应用于社会,以这种方式促动社会共享实践的进步。

[37] 唐凯麟.重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需要的再认识[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0(02)

[38] 卢德之.资本精神[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注:本文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讲师龚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