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世界不同文明追求一样的美好

编者按:本文节选卢德之博士新著《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该书2016年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

西方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条条大路通罗马”,相传最早是由罗马皇帝尤里安说出来的。谚语的意思是说,人们为达到同一个目的,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那么,怎样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去达到同一个目的?我想,必须开放我们的灵魂。问题是,开放什么样的灵魂?又向谁开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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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世界不同文明都应当向人类共同的、终极的道德理想——至善——开放。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接受共同的道德原则,应当承认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者对我们灵魂的主导。比如说,中国人早就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早就融入世界文明交流大潮之中。儒家文明体系和其他各种思想体系一样,都将会为人类共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我们应当合理地扬弃传统的以“人王”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而将共同的道德理想和原则——至善融入其中。至善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它是超越人,也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明的纯粹道德理想。只有在至善的光辉照耀下完善我们的道德体系,把人从臣民、暴民、小民改变为良心之民、良知之民、良能之民,才可能进一步促进资本精神更好地发展,也才可能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建设。为此,我们所要坚持的原则是,既要批评儒家文化传统中那些走向极端、落后的教条,同时要坚定地推崇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决不仅仅是儒家文化,比如还有春秋时期齐国发达的商业文化、孔子弟子子贡的贸易文化等,更不仅仅是已经融合了各朝各代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而且两千多年来统治了中国政治、文化领域。中国文化的深刻性与多元性,使我们在应对民族和人类共同面对的各种问题时,可以找到更多超越现实束缚而成就未来的智慧与方法。

所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考察国家兴衰的经济原因时,曾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表现的肯定。他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指出,在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中,“甚至一些最有学识和同情心的观察家也曾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是同现代经济生活格格不入的”。他还在注释中举例说,汉学家费正清就说过:“中国比任何其他古老的非西方国家更不适应现代生活。”但曼库尔•奥尔森以经济学家的严谨和客观批评地指出:“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几乎是违反常识的。近30年来,世界增长最快的地方大都是具有中国文化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以更加开放的灵魂来审视中国文化,才能让我们发展得更好,才会不再失去机会。一方面,我们必须审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以人为神”问题。这是人类可能犯下的错误中最大的错误。如果人成为其他人的神,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敬畏了。人类就没有什么坏事不敢做了。什么坏事都敢做的人,到头来必定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试想,希特勒当年如果先有了原子弹,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我们首先要正视多元的文化传统,承接诸子百家(包括儒家)的时代——就是有很多商人的名字被记载到史书上的那个时代。当然历史无法重现,也无法复制,但我们至少应当找到它的原典形态,认识到它的本来面目,让大家看到那个客观存在的、多元的文化传统。独享尊崇的儒家就好像是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嫉妒成性的夫人,她把别的美女都藏起来了,就会让自己成为最好的那一位。所以,儒家本身也有一个恢复本来面目的问题。除了儒家之外,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还有那么多瑰宝,闪烁着民族的伟大智慧,为什么不把它们都拿出来看看,能用的为什么不好好加以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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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世界其他文明客观存在,同样辉煌伟大,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追求。这些文明同样充满活力,并将继续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说,不同的文明正是通往人类文明的“条条大路”。所以,我们要有文化融合的胆识、胸怀与自信。中国文化能够走出去,融入世界不同的文化之中;世界文化也能够走进来,与中国文化相激荡、相融合。我们不用担心中国文化被同化,或者说被“西化”,因为中国文化有自己坚固的内核,有自己强壮的DNA,不可能任意被“西化”。当然,我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文化去“中化”其他文化,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根基和存在、发展的时空、环境。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完全可以融合,而且这种大融合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与追求目标。为什么呢?因为人们不管属于哪个民族,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有一些共同价值存在。有共同价值存在,就有共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比如资本精神就有共同性,它源于我们灵魂深处共同的道德理想,它的基本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具体形式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有所调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方,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目前我们的诚信精神、平等精神、慈善精神、合作精神等需要进一步加强,而我们的进取心、忍耐力、包容性等则是能够与世界共享,并能够促进世界融合的重要力量。

我们应当清楚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现代社会里的所有现代化中,最重要的是思想现代化。要实现思想现代化,就要找到这个时代的价值;就人类发展来说,就要找到人类的共同价值。我说的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不用“普世价值”这个说法。这不等于说我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在现代语境中,往往被特指西方宣扬的一些价值。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容易误导人们,好像普世价值只有西方社会才有,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二是西方一些国家也常常把普世价值当成一种工具,有意无意地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甚至强迫其他国家和民族接受。所以,一提到普世价值,许多人就会很反感。其实并不是普世价值本身不对,而是人们质疑普世价值背后隐藏的东西,或者说是普世价值中被掺杂了很多不该有的东西。其实,就普世价值而言,有的人称作普适价值,给人们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说存在一种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并且,从这个特性出发,赋予了普世价值以更多的理想色彩。这样一来,其内涵就不容易把握,其标准也更多地掌握在少数人手上。事实上,我们也不容易归纳出贯穿人类文明始终的价值。如果说有,那也只是我们的假设和想象,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以后人类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所以,严格地讲,“普世价值”这个说法,也不是很规范。我想,也许“共同价值”的提法更加适合。

那么,什么是共同价值呢?我认为,在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里,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存在,他们就会有共同的追求,就会形成一些共识,这些共识的精华就是共同价值。人类应该有人类的共同价值。同时,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共同价值,一个机构有一个机构的共同价值,比如华民慈善基金会的共同价值就是资本精神。中国人有自己的共同价值,西方人也有自己的共同价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共同价值,往往具有时代性和特殊性。这里面还有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的影响,也有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形势的作用,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等。不同时代的人对共同价值有不同的判断,比如说男女同工同酬,现代人认为这是应该的,但在古代大多数妇女操持家务,不出来工作,就不存在同工同酬一说。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对共同价值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东方强调公共利益、集体主义,西方倡导自由思想、个人主义。再比如,中国人讲究孝道,子女有赡养父母的道德责任和法律义务,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就不那么强调这种观念,父母对子女有义务,子女则应当以自立为人生的准则。当然,东方和西方也有共同价值。只要东西方能形成共识的价值,就可以说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比欧美国家历史悠久。从人口规模上,中国人比欧洲人和美国人加起来还多。中国人的一些共同价值,有理由也有资格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元素。比如中国人讲究的仁义礼智信、中庸、至善、天人合一,等等。这些跟西方人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公平和正义等,以及东西方人都倡导的诚实、正直、善良、忠诚、奉献、爱国、慈善等,都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如果承认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同文明就有了更好的交流基础。无论是中国人、西方人,也不管穷国、富国,大家在一起就有了相互交流与共谋发展的平台和纽带。只要我们一起来实践人类的这些共同价值,让这些价值实现从共识到共享的飞跃,就可以更好地让人们获得幸福和快乐。由此可见,共同价值的实现性更强,其内容标准也是双方或多方共同的约定。因此,共同价值也许比普世价值更普世,而普世价值却未必是共同的价值。

所以我认为,新时代的发展使命需要我们进一步开放灵魂。就资本精神而言,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到处都有资本和资本精神留下的痕迹。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同样可以感受资本精神作为一种至善的道德理想在向我们召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中都拥有丰富的资本精神基因。大家都不是一张白纸,都不需要从头再来。从全球背景上看,封建君主专制主义、重农抑商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特别是中国在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重农抑商主义压制下,不断异化了经济发展的土壤。这块经济土壤需要改良,需要进一步焕发资本精神,才能更好地长出经济领域的参天大树,成就伟大的企业家。所以,今天的人们,无论欧洲人、美国人,还是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都有一个开放灵魂的问题,都有一个“此一时、彼一时”的问题,都需要立足人类整体利益,从最根本处开放,从灵魂深处开放,去发掘资本精神,不自以为是,也不封闭僵化,共同去融合不同文明条件下生长起来的资本精神。只有这样,世界文明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尽管文明的形式仍然各不相同,本质将会是一样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