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从财富责任到公民责任——兼谈中国当代富人

比尔•盖茨先生曾经说:“财富是一种责任。”这是财富的真谛。我想,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公共财富外,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富人那里。正如前面所说的,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球46%的财富,而全球最富10%的群体就掌握着全球财富的86%,全球顶尖富豪1%的群体更是支配了其中的46%。所以说,财富是一种责任。强调财富的责任,就是强调富人要对社会负有一定的责任,实质上是强调人性的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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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财富的力量几乎就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财富及其财富拥有者一直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最突出的表现是,拥有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都是那个时候拥有最多财富的人群。比如原始社会时期,食物是主要的财富,积蓄食物多的人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就能够获得族群的领导权和制定族群的分配规则。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掌握了财富,也就成了奴隶社会秩序与制度的制定者和管理者。到了封建社会,君主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君主也就成了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天下的人。秦始皇统一法度、统一度量衡等就是典型的代表。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提高了,资本家受到了一些文明制度的制约,不再像过去那些财富拥有者那样直接制定社会、管理社会秩序了,但他们仍然是社会的实际控制者。比如西方贵族家族就一直影响着经济社会法案的制定与实施。进入当代社会,特别是“二战”后,世界人口增多,物质文明与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拥有财富的人越来越多,财富虽然不再拥有直接制定社会制度、管理社会秩序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富人仍然会对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建设产生重要的影响力。这就是说,财富的责任已经从远古那种直接决定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富人的行为影响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那么,财富的责任也就表现为富人的现代社会责任与义务了。

从哲学上看,财富的功能就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一个人的生活基础又是有限的,如果一些人拥有一个几辈子或者全家族几辈子也花不完的钱,又会怎么认识财富和处置财富呢?这又与公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了。一个公民的责任就是公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具体体现,是公民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又具体表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如何实现公民的责任呢?富人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当然,人的思想是多样的,如何看待财富与一个人所受教育、成长环境有关,与经济社会大环境下对社会秩序、责任的诠释有关,与对社会公德的理解以及信仰也有关。西方发达国家的富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是他自己的,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是现实社会又是每一个人的,所有的资源也是每一个人的。一个人购买任何东西是他的权利,但他没有权利用他的财富去购买超出了他份额的公共资源,否则这个人的行为就要受到鄙视,也要受到社会的抵制。与此对应的是,我们如果到西方的那些公立医院、福利性机构看一看,几乎没有富人的身影,富人不会去占用这些价格低廉的公共资源。同时,富人们还要利用手里的财富为社会服务,肩负起一种与他们的财富相应的社会责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城市化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贪污问题。美国许多企业家首先站出来担负起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责任,如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福特等富豪就捐出巨额财富,成立了各类主题基金会。一个世纪以来,这些基金会不断壮大,为推动美国社会的改革与创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至今天的基金会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不仅黏合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更缓解了社会矛盾,成为美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节选自卢德之博士新著《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2016年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

这里,我特别想谈谈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富人,谈谈他们的财富、他们的义务与责任。我的基本观点是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发展不能缺少富人。一般来说,富人更具有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吃苦精神,是先进主动的代表。社会要发展,就要生产富人、尊重富人;一个不生产富人,不尊重富人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二是中国富人应当更积极主动地承担财富的责任。既要正确认识财富的来源,也要正确把握财富的责任,从而更好地处置财富,让财富既为企业发展壮大服务、为富人自身发展服务,同时为更多人的发展服务;不要让财富为人生所累,为后人所累,而是让财富更好地回报社会,承担财富的社会责任与发展责任。三是中国社会要为富人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制社会环境。富人发展需要更好的社会土壤。社会不能仇富、怨富,需要法制环境来规范社会意识和富人的行为。全社会要在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制体系的同时,既要打开前门,鼓励支持富人发展壮大;也要关住后门,引导规范富人合理处置财富,特别是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缴办法、开征遗产税等税种,完善慈善立法与慈善税制等,从而更好地引导社会创造财富,也引导富人更好地做一个好富人,成为一个有尊严感 、有责任感的富人。

具体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富人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他们是目前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人群。他们大多数人是出身贫寒、白手起家的第一代企业家,有着超凡的经营能力和智慧,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磨难,对财富的本质和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第二,他们的原始积累虽然是自己努力与汗水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利用了一段时间国家政策、制度的不完善所提供的条件,迅速获得了资本与财富。第三,现在他们大多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有的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他们都面对如何处置财富的问题,许多人为了实现自己价值的第二次升华,自愿把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目前这种趋势正在进一步扩大。我身边就有这样一批人,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

中国古代的富人主要是依靠土地、小商业或小手工业发展起来的,速度慢,财富总量也相当有限。到了近现代,则主要依靠现代工商业、现代制造业等发家致富,但是由于科技相对落后,没有核心竞争力,又缺乏资本的支持,加上社会长期不稳定和连年内外战争的影响与破坏,财富规模总是做不大,始终没有形成世界性大企业和大企业家。西方的古代富人大多也是通过土地、工商业发展起来的。近现代则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比如工业制造、航海运输等发展起来的。最近100多年来,则主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壮大,不仅速度快,而且规模大,财富总量和发展潜力巨大。比较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起来的富人,却是在一种相对特殊的情况下形成的。从社会政治上看,中国进入一个全面转型时期,可以说是“千年之大变局”: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逐步向商业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资本真正成为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全社会不但能够利用国内国外资本,也同时拥有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二是转型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许多事情都处于探索阶段,社会政策、法律制度等都处在一个逐步完善过程之中,这中间的空隙或者说漏洞,也是客观存在的。三是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任务又重,所以,许多地方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引进投资,甚至是明显地把利益倾向给投资人的政策、措施,比如“只要来投资,政策好商量”等就是典型代表。许多企业和投资人从这些政策、措施中得到了超额利润,快速获得了巨大财富,特别是基础设施以及房地产、制造业等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最有代表性,不仅迅速成为了大型、超大型企业,也形成了许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四是中国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比如广大的需求市场、丰富的资源市场、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及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等,却又是一个监管制度、规范不完善的市场,也为财富的快速积累创造了市场条件与机遇。

《资本精神》作者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先生

所以,我认为,中国这一代富人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他们的财富既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的结果。没有富人的创业精神也就没有他们的财富,同样一个道理,没有这个时期的社会制度也就没有今天这么快速形成的富人。我不是说这些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制度和措施有多大问题,但不可否定的是,许多制度和措施明显地偏向了企业投资人,甚至让渡了许多老百姓的利益,目的就是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尽管当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这样一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富人就应当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财富,以及财富的责任。一方面,从权益上看,财富是个人的;从作用上看,财富则又是社会的。个人对财富有处置权,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用于消费,可以合法移民,可以留给后代,但是仅仅这样做也是不够的,应当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更多地考虑让财富为社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社会制度选择的一部分,加上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没有富起来甚至贫困的人共同走向富裕、走向共享未来的道路,才是完整的制度选择。何况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倾向给了企业和投资人。可以说,富人迅速获得的财富里,有一部分是社会制度的,也有一部分就是老百姓的,尽管这些都是合理合法的,是神圣的,不能以现在的政策作为理由任意剥夺。但是,中国的富人们应当明白的是,中国的发展需要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是社会制度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中国富人的神圣使命。也就是说,中国富人到了做一个好富人的时候了。当年洛克菲勒成为美国石油大亨后,也遭遇社会的质疑甚至谩骂,洛克菲勒由此看到了富人的义务与财富的责任,开始走上现代慈善的道路,由一个受人谩骂的人转型成一个时至今日仍然受人敬重的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由一个石油大亨变成了一个好的富人、有责任心的富人。财富是有义务的,也是有责任的。

现在看来,中国这一代富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许多人也开始严肃地对待如何处置财富的问题了。可以说,中国当代富人需要认真对待两大问题:第一是家族企业发展的问题。30多年过去,许多富人们的企业做大了,拥有传承的基础,但是如何更好地传承却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接班人困难重重,所谓“富二代”的接班意识与能力都面临考验;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发展的瓶颈也日益严峻,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几乎”:几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创新能力,几乎都是资源类、高能耗、低效率的企业,几乎没有多大的可持续发展性。以电器产品为例,中国至今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制造出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媲美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几乎所有的商品,从大的汽车到小的电器,既无多大的创新,也无精美的制作,富人喜欢购买国外商品,一般民众也只好使用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我想,这也是无法刺激国内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经济供给水平低、层次低。在市场上,人们没有看到好的东西,也就没有消费的欲望了。要知道,20世纪中期,日本和韩国都只用了六七年时间就完成了现代工业的崛起过程,不到十年时间就拥有了自己的国际品牌产品与国际企业,比如日本的丰田公司、日立公司和韩国的现代汽车公司等。我们是汽车大国,却一直没有汽车的核心知识产权。第二是富人的责任问题。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富人们大多还没有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财富的义务。美国的富人们包括社会上那些有一定财富的人,大多都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捐赠,用以资助贫困群体。印度的富人阶层,也有强烈的回报社会意识与捐赠方式。当然,中国的富人们经过30多年的财富熏陶,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已经认识到财富的责任,他们看到自己创造财富的辛苦,也看到了财富的义务与社会责任。尽管富人的财富责任意识在增强,但财富责任的带头作用还没有很好显示出来,社会责任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同时,普通民众的社会责任更是任重道远。比如,许多人仍然没有形成基本的经济权益观,甚至做出一些违背基本社会常识与基本人性的事来。2014年1月4日,兰州一辆满载橘子的大货车在南方的一个高速路段发生侧翻,近百名村民提着各种袋子在路边哄抢橘子,场面一度失控。难怪,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对此发出了一个疑问:“好多人说中国人喜欢抢是因为咱人多,过去穷,资源不够分配,先占到自己的手里再说,可是现在咱的日子没那么难过了,没那么穷了,为什么依然抢?惯性会这么大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民众一时还难以改变自己权益观与不当行为方式,但中国的富人应当从财富责任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应当更多地承担公民的责任,通过富人们的“行善”和“善举”,更好地发扬资本精神(也就是资本背后的道德精神),用自己正确的观念与力量去引导别人、去帮助别人,主动发挥手里的财富责任,为社会建设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当然,富人要承担财富的责任与公民承担社会的责任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富人承担财富的责任需要内心的自觉与自警。普通公民的责任则需要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我想,中国富人通过自己的慈善散财行为,引导公民承担社会责任或义务,做到人人知责任、处处尽责任、事事负责任,真正形成自觉践行社会公民责任的氛围,我们距离现代社会也就越来越近了。所以我认为,一个富人从承担财富责任到肩负公民责任,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位真正令人尊敬的富人。 

(本文节选自卢德之博士新著《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2016年1 月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