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之:慈善成就传承,共享引领未来

2015年瑞银亚洲慈善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卢德之,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副理事长

2015年7月2日,新加坡

各位财富精英,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瑞士银行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首先,我要向在座的财富精英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帮助财富精英们创造财富的瑞士银行表示崇高的敬意。我认为,如果没有财富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一个不尊重财富的民族,不尊重创造财富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不尊重财富和创造财富的社会,同样是没有前途的。今天,我来到新加坡,来到瑞银亚洲慈善论坛做这个演讲,的确有一些压力。实际上,从接受邀请那一天开始,我就在认真研究讲话的内容,直到昨天晚上从飞机上下来,我还在思考如何做好演讲的事。我希望从财富传承与共享财富的角度,与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思考。

新加坡的早晨非常清静、美好。今天早上起来,我在准备演讲材料时,又一次想起了我的老父亲生前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我父亲去年5月份去世了,94岁。他去世前两天,我因为要到洛克菲勒庄园去访问,就回到家乡去看望他。父亲知道我要去洛克菲勒庄园访问,就跟我说:你这次去美国,要给我求证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一辈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才适合?第二个问题是,洛克菲勒家族现在已经发展到第5代、第6代了,还这么兴旺发达,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富不过三代”。东方和西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我带着父亲给我提出的问题,第二天就去美国了。第三天我在洛克菲勒庄园访问时,家里传来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所以,到今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回答父亲提出的问题。

前几天我在俄罗斯访问时,认识了一位俄罗斯富豪。他知道我是一个做慈善的人,对理论问题也有一些思考,便在会谈歇息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卢先生,你是一个搞慈善的人,又研究理论问题。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政治家、企业家,都在拼命地创造财富。企业家创造财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物质要求,政治家也希望更多地创造财富去兑现自己对社会的承诺。但是,可怕的是,随着财富被越来越多地创造出来,你没有觉得我们的石油越来越少、土地越来越被污染、煤炭资源越来越被采尽了吗?这样下去,我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到底是在干好事还是在干坏事呢?如果再继续这样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财富可能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地球可能真的就要被毁灭了!”俄罗斯富豪的提问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几天我常想,到底该怎样回答父亲之问与俄罗斯富豪之问呢?

为此,我有意去观察我们当代社会有没有哪些思想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哪些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归纳起来,我觉得至少有三种观点:

一是比尔·盖茨提出的“慈善资本主义”方式,特别是从个人行为方式上看,很具有代表性。美国是一个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发展的国家,希望通过发挥个人的能力来改变世界。比尔·盖茨提倡的慈善资本主义,实质就是倡导个人拥有财富以后,特别是拥有巨额财富后,应当运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共同进步。所以,他曾经到中国去游说,希望中国的富豪也像美国的一些富豪那样,能够拿出一半的财产捐给慈善事业。这是比尔·盖茨的基本观点,在世界上的影响很大,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二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迪提出的征收全球税等制度方式。他在2014年出版了一本专著《21世纪资本论》,主要是从制度学的角度研究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制度越来越使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何治理呢?他给出的方式是,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想通过强化税收的方式,通过收取全球性的资源税来解决人类发展中所面对的不同问题,特别是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欧洲是一个法治相对完善的地区。托马斯·皮凯迪以此为基础,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很有意义。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来处理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只是从单一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一定是不完全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上述二者结合起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既重视个人角度,也重视社会角度,这可以说是第三种观点。当然,这个认识虽然是我个人提出来的观点,但实质上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启发。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个宰相叫管仲。当年,管仲就提出了一套重市场、重法治、重德治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方式,并且在实践中高度重视三者的统一。所以,齐国经过管仲的治理,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局面,直接把齐国推上了“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所以在我看来,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综合的基础,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同时必须强调市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与道德精神。

如果只讲法治,不讲德治,法治有可能维护的是大家追求物质的强烈愿望。企业家、政治家都有可能为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发展目标去满足大众的这种愿望与需求。那么我们的政治家、企业家或者科学家们,到底是在造福人类,还是在毁灭人类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个人、从制度、从道德等多方面结合的角度来综合思考发展问题,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让资本创造的财富通过一定的机制与方式,让多数人共享的道路。这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具体落实到当代社会发展观、财富观上的一种思考与选择。

三从人类生存与发展上看,财富是非常好的东西。财富发展了,大家都有钱花,有好的房子住,有好的东西吃,当然是非常好的事。财富里最活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财富里面那个最活的东西就是资本,或者说活的财富就是资本。在座的各位,大多是从事与资本有关的工作,通俗地说是做资本运作的行家,我想问的是,我们运作的那个资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许多人会说,资本就是钱。资本是钱,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钱呢?

经过追溯资本的历史与定义,我看到一种现象,无论是农耕学派,还是重商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资本进行了述说,有的说资本是一种投资,有的说资本是一种资源,有的说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等等,几乎都没有给资本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我看来,资本就是财富,而且是一种活的财富,是一种凝聚着人们劳动的、能够带来新的财富的财富。有了人类,也就有了资本。原始人类出现后,也就有了最初的资本。比如说,原始人类在树上摘了两个果子,一个果子吃了,它就不是资本;另外一个果子种在地上,长出树来,结了新的果子,那个果子就是资本。所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资本。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长期以来人们对资本的理解并不一致,差别也相当大,从整体上看,至少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资本观一直让人们感到困惑。

一是亚当·斯密的资本观。这个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很了不起,在市场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也很了不起,人们自由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资本作用,就能创造丰富的财富,以至于后人由此认为,在亚当·斯密眼里,市场是万能的,资本也是万能的。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写了《富国论》,同时他还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他强调市场与资本的作用,也强调道德的价值与作用。只是,很多人把后一本书给遗忘了。

二是马克思的资本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阐述资本的时候,论述了资本在当时不好的一面。他根据当时资本的实际情况,说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同样也强调了资本有一种好的作用,讨论了“文明的资本”,可是许多人把马克思后一个论点也给忘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福利国家采取了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福利主义资本观。特别是丹麦人埃斯平·安德森还专门撰写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研究福利主义资本观。这就是第三种让人困惑的资本观。这种资本观已经把资本福利化了,并且推到了一种极致状态,导致当今世界出现了类似希腊那样的严重债务危机。事实上,这三种资本观都有对应的社会现实。如果放下这些资本观所引起的困惑,我的一个结论是,资本真是一个好东西,没有资本,人类社会就没法进步。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物质基础,更是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基础,一个社会发展的正能量。但是,我们看到资本的发展性、创造性很重要,却也是不够的,长期只关注资本的创造性,甚至会走向我们所期待的反面。为什么呢?因为资本还应当是有限的,不仅仅资本的额度应当是有限的,资本的发展也是有限的,而且必须是有限的。

从总体上看,资本发展总是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制约:

一、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

二、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

三、受到个人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制约。

资本的创造性告诉我们,资本能够用来创造新的财富,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资本的有限性则告诉我们,资本不能无限度地用于创造与发展,应当有所节制,无节制地利用资本,甚至滥用资本工具,最终给人类带来的不会是福祉,可能是深重的灾难。比如,华尔街的金融家把资本的创造性发挥到了一个极致的高度与水平,也极大地推动了资本的创造性,但是他们又违背了资本的有限性特征,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就不仅仅是好处了。我想,我不是在危言耸听吧?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的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大家就不会怀疑我的说法了。

、为此,我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或者说一个新的范畴,那就是资本精神。大约十多年前,我在思考了资本之后,一直在追问资本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动力。资本的内在动力到底是什么呢?经过分析研究,我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就叫《资本精神》。我是一个企业家,自然对资本有比较深刻的把握。我又是研究伦理学的学者,对人类精神道德一直怀有深沉的敬意。以前,资本经常有人讲,精神也经常有人讲,但是把资本与精神这二者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作为一个范畴来研究,则是我的发明。那么,什么叫资本精神呢?在我看来,资本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它背后的道德精神就叫资本精神。资本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呢?我借用新教徒的“三个拼命”来概括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事业而花钱。这“三个拼命”是有顺序讲究的,不能倒过来说。也就是说,必须先挣钱、先有钱,才能去花钱。花钱当然有一个为了个人需要而花钱的事,我这里强调的是,不是为个人目的而花钱,而是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这样花钱才是最有价值的,才是资本精神的具体形式。

我想,大家可能都读过《圣经》。《圣经》马太福音书里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上帝那一天要出远门了,就把三个弟子叫到身边,给大弟子5000元,二弟子3000元,小弟子1000元。过了好些日子,上帝回来了,大弟子的5000元变成了10000元,二弟子的3000元变成了6000元,都如数交给了上帝。三弟子却说:“上帝,我怕把钱花了,就把钱埋在地下。”上帝非常不高兴,就把三弟子的1000元收回来,又交给了大弟子,让大弟子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对此,我们一般的经济学说认为,这是一种“马太效应”,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是一个产品分配原则。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资源的配置原则。上帝也喜欢能够挣钱的人。《圣经》里面还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是一个青年财主想跟着上帝上天堂。上帝对他说,你把钱都交出来,我就带你上天堂。青年财主却说:“这很不好,我的钱是好不容易挣到的,怎么能交给你啊!”这个青年财主走了以后,上帝说:“你看,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个故事同样说明,上帝也是喜欢会挣钱的人,上帝不太喜欢不会挣钱的人。不过,上帝早就说了,你挣的钱不是你的,是我的,也是全社会的。这就是说,在上帝那里,花钱也要有一个神圣的目的,不能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需要。这也是资本精神的神圣性与道德性。因此,资本精神也就具有了两大功能:一是发展功能,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一是平衡功能,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离开了这两个方面,也就不是对资本的完整概括与阐述了。为此,富人应当拥有丰富的资本精神,富人拥有资本精神,价值就更大;没有资本精神的富人,就不会是完整意义上的富人,更不会是一个有尊严的、令人敬重的富人。

当然,资本精神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且在东方和西方的发展形态也各有不同。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就会发现文化不同,区别也就大了。

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有丰富的神话体系,或者说神话文化,让我们看到了远古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理解、对神的敬畏。特别是中国文化,很早就有了封神榜的传说。欧洲古希腊文化也有诸神的传说,世界万事万物包括人类活动都分别由很多神主宰。这就是说,东西方文化的源头上都是有神的,只是后来东方文化发展得快一些,成熟得比较早一点,中国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更加明显。很早以前,中国文化就把人的权益就从神那里拿回到人间来了,神往往不再起最重要决定作用了。也就是说,起最重要的作用不是天,而是天子,是天的儿子。西方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神一直在发挥决定性作用。到了漫长的中世纪,人被异化了。后来很多人都在批判中世纪对人性的推残,在我看来,中世纪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功劳,那就是让人们更加认识了神。西方文化一个重要的文本就是《圣经》。《圣经》里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体现了上帝的意旨,体现了神与人类的关系。所谓“约”就是上帝的声音,是天的声音,是上天的声音。应该说,上帝的声音是比较权威的,并且不需要讲道理。上帝说:你们都是平等的,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你们不需要争来争去。

到了中国古典文化里,出现了一个天子文化,诸王特别是后来的皇帝都把自己说成是上天(上帝)的儿子。上帝说的话与上帝的儿子说的话,权威性自然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儿子的权威性自然不如父亲的权威性。而且儿子讲的话多了,是非也就多了,权威性也就更加不够了,后来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之间的等差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就更加不平等了。所以,东西文化从诸神的起点上看,就不太一样了:一个是从平等出发的,一个是从不平等出发的。从平等出发的西方文化比较强调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遵守约定,做好了自己的事,社会也就好了。东方文化里特别是中国人那里,大家往往处在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下,各自的出发点不太一样了,加上缺乏严格的契约精神,社会的复杂性也就更明显了。当然,这种等差关系下,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促进人们往上走。大家都希望通过上进的方式,能够得到一个更高层级的地位、拥有一个更好的前景。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人人希望超越等差,希望往上走的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文化特征与人生境界,那就是人们拥有更多的责任感、使命感,或者说拥有一种雄大的天下观,而且往往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视野与人生情怀。文化基础不同,许多与文化基因相关的精神品格的发展也就不会一样了。那么,资本精神在这两种文化下各有怎样的变迁呢?

在我看来,西方文化下充满了个人主义与个人奋斗精神,资本精神发展得比较快、比较丰富,特别是资本精神的创造性发展得相当充分,但是平衡性发展得不够,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也由此而产生。而在东方文化下,资本精神的发展则呈现出曲折复杂的特点,尤其是在东方“天人合一”思想追求下,资本精神的发育缓慢了一些,也就是更多地强调了平衡性,创造性受到了一定的束缚。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资本精神在东方文化下,内涵有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发展,对资本精神未来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思想与实践空间。

所以,我认为,资本精神是一种人类发展精神。资本精神越丰富,社会发展越快,也会越和谐;资本精神越激荡,人类越有希望,也会越融合。同时,无论是在西方诸神的启示下,还是在东方“天人合一”追求下,富人与一般人相比,往往更加需要拥有资本精神,只有拥有了更多的资本精神,才会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财富魔咒。所以,我想说的是,所谓“资本的福音”就是,资本一经产生就与人类发展联系在一起,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了资本,人类社会越发达,资本也就越发达。资本创造的财富越丰富,人类社会进步就越大。这种资本的福音,本质上就是资本精神。而且,资本与资本精神总是处在一种博弈之中。没有资本不行,没有资本就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发展;有了资本,没有资本精神也不行,没有资本精神,有了资本也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还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所以,人类社会发展不仅需要资本,更需要资本精神。

五、资本的未来:走向共享

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五个问题,本质上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让资本走向共享?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你自己的,但你发挥能力的时空却是公共的;一个人创造的财富是你自己的,但你利用的资源具有公共的属性。一个人具有一定的利己性,但人类社会发展需要利己与利他的结合;你可以利用资源创造财富,但没有权力独享创造的财富。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已经为人类走向共享创造了全球视野、技术条件与精神品格。

特别重要的是,大家可以深刻地往前思考一下,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应该说有两种最基本的范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往常常被人们轻视了。那么,是那两个范畴呢?一是多数人和少数人关系,主要是从社会结构上进行分析。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主要是从社会价值上进行判断。

具体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但资本很少,人口不多,享受资本的人自然也不多。后来随着资本不断发展,财富逐渐增多,人口也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从资本发展中受益,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资本发展带来的利益。所以,从总体上看,资本和多数人之间就有一个正比例的逻辑关系。不过,尽管如此,这种正比例关系也往往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为了清楚地看到这种复杂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传统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比较强调多数人,但是不太重视资本。这不能怪马克思。马克思当年所说的那个社会主义,是一种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到了列宁那里,他说,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成功,没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后来他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实际运作的结果怎么样呢?多数人感觉比较好,但是因为不重视资本,又不得进行资本运作,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与矛盾。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缺少饭吃,或者都吃不好,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了必须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期。传统的资本主义又是怎样的呢?照顾了少数人的感受,资本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没有顾及多数人的利益,问题与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到一战、二战前后,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到了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消除经济社会危机,不得不进行改革,不得不修正制度上的缺失。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的资本主义,都不能按照传统的思路发展下去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必须要考虑到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奥巴马先生就当选不了美国总统,因为要靠大家投票,他必须寻求改革医疗保险等途径。传统的社会主义必须要重视资本,不重视资本就不会获得好的发展,大家就有可能吃不饱饭。所以在我看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和传统的资本主义,都已不复存在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还是现代社会主义,都必须重视和尊重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多数人。而且,必须在资本和多数人中间找到一个发展的“度”,一种均衡的状态。否则,这个社会就没法发展下去,两者之间有一个主要的联接就是让资本走向共享,即社会共享资本创造的财富。这种共享具有层次性、递进性,也有差异性,但不会是一种共产形式,共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现实,但不能作为发展的目的。

所以我认为,人类发展的目标只能是共享。不管你是属于哪一种意识形态,哪一种社会结构,最终的目标都是要走向共享。走向共享,特别是让资本创造的财富引领社会走向共享,才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未来。

六、财富通往共享之路

现在看来,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是不强,而是相当强的了。从总量来看,人类现在已经创造的财富和将来可以创造的财富,已经足够人类生存所需了。财富足够生存,却又到处存在饥饿现象,问题出在哪里呢?根源在于财富分配的差距性与巨大的不平等性。如何有效缩小这种财富分配上的差距性与不平等性呢?我认为,最好的路径就是引导人们走向共享之路。

从全球目前发展状态上看,走向共享的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共享,比如说社会保障,税收制度等等,托马斯·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倡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一种是自愿性的共享,那就是慈善,比尔·盖茨提倡的慈善资本主义就是代表。我希望走向强制性共享与自愿性共享相结合的道路。我认为,一般情况下,制度保障能够更好地激发创造性,自愿性能够更好地促进平衡发展。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财富创造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大聚集时代,财富已经不少了,关键是财富分配上出现了复杂情况,相当不均衡了,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很有意见了。我们不能不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不得不认真地处理这些问题了。以中国为例,要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全面提高全民慈善意识,特别是要引导富人走向慈善的道路,让财富通过正确的途径不断走向共享。所以,家族慈善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我想,从这一点上看,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洛克菲勒家族拥有雄厚的财富,也可以说拥有巨额的资本,但是洛克菲勒家族更拥有与资本密切相关的资本精神。他们拥有资本,拥有财富,还拥有资本背后的道德精神。洛克菲勒家族之所以是一个强大的家族,不仅是因为拥有财富,更因为拥有代代相传的资本精神。所以,富人世界应当明白一个道理,“富过三代”的最好途径是用好慈善这条纽带;慈善是伟大企业家及其家族的必然归宿,是家族财富和精神传承的重要平台。当然,设立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同时,还有社会影响力投资方式、价值投资方式、公益信托方式等等。让人高兴的是,这些方式在中国正在开始推动和进行制度化建设了。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是,中国现代慈善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如果再从国际社会的角度上讲,也有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共享问题,或者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共享问题。这种共享到底是一种什么方式的共享呢?

我用了一个词叫作“协同共享”,那是一种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当督促的共享方式,既有经济、文化、教育上的共享,也有政治、军事上的共享。中国目前倡导设立的“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亚投行等,都是引导全球共享经济文化的重要手段与方式,目的在于促进全球发展,不仅体现了一个富裕起来的国家对其他国家、对国际社会的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富裕起来的国家,就应该拿出一部分财富来支持欠发达的国家,这是一种人类使命。财富通往共享之路,正是全球发展的道路。所以我想说的是,世界给中国一点支点,支撑进来的将是全球更好的和平、发展与进步。这是中国文化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人文精神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我想我已经超过预定时间了。总结今天的演讲,主要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从总体上看,如果没有发展的均衡就会出现平均主义,它会导致总体上的贫困;如果没有均衡的发展,就会出现社会失衡,没有均衡的发展就不是硬道理,还可能是歪道理。

二是从个体上看,只有实现了均衡的发展,才能实现财富传承、家族传承和人类的传承。同时,一个人特别是富人,越是帮助别人,就越能消除对社会的陌生感与恐惧感;越是帮助弱者,自己的内心就会越强大;越是传递爱心,就会能感到更大的快乐和幸福。我想,这也许可以成为“慈善定律”。这也就是我对父亲和俄罗斯富豪之问所作出的一个最切实的回答!(信息来源:中国公益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