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

国家治理是具有深厚伦理意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伦理意蕴的最重要维度是通过道德对国家公共权力运行的制约作用来体现的。国家治理必须保证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合乎伦理要求;或者说,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是必须保证国家公共权力在人类道德价值观念允许的范围内运行。对此,我们需要借助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武器加以学理阐释。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公共权力的设立是国家的根本标志,同时表征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从原始氏族组织中脱胎而出,与后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恩格斯将它们之间的区别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原始氏族组织把氏族成员牢固地束缚在很有限的氏族部落范围内,而国家是按照居住地来划分它的国民的。“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另一方面,原始氏族组织只存在人类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而国家设立了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人类进入国家状态,会受到国家公共权力的强力制约。公共权力的设立导致了官僚机构和官员的产生。在国家里,官僚机构中的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国家公共权力的强大是任何原始氏族组织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因此,恩格斯指出:“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另外,原始氏族组织的权威是通过氏族部落酋长在氏族内部获得的尊敬来体现的,它不是通过强迫手段确立的,而国家的权威是通过官僚机构和官员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体现的。国家公共权力不仅是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权力,而且是一种通过强迫手段确立起来的权力。

公共权力的出现与国家的诞生一样具有历史必然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分裂成阶级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尖锐化,氏族部落依靠自发的武装组织维持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已经荡然无存,国家公共权力的设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另外,公共权力一经产生,就意味着它不是私人物品或私有财产,也不是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随意取消或废止的东西,它的公共性指向只能是国家。不过,国家并不是一种抽象物,而是由具体的人、社会机构等要素构成的。国家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于,一部分国民必须作为国家的治理者而存在。他们的职责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这种人被称为国家公职人员。

公共性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本质特征,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善性之源。国家公共权力本身无所谓善恶,可一旦被具体的阶级或人所掌握和使用,就会打上善恶的烙印。在阶级社会,公共权力的善恶性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它自身的阶级性决定的。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有低级和高级之分。在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公共权力由哪个阶级掌握,这是由财产状况决定的。由于统治阶级手中掌握的私有财产占绝对优势,它掌控的公共权力也具有压倒性优势;相反,由于被统治阶级手中掌握的私有财产占绝对劣势,它掌控的公共权力也处于绝对的劣势状态。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属于低级国家的范围。在这种低级国家里,占人口少数的奴隶主、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是公共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和使用者,公共权力的善恶性质也完全取决于这些阶级操控和使用它的价值目标和方式。由于奴隶主、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他们对公共权力的操控和使用必然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奴隶、农民和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却是非常有限的。低级国家的公共权力总是与阶级的利益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掌控和使用不可避免地会映照出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性质。

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必须保全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善性。国家治理者捍卫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即保全它的内在善性。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捍卫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善性就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保全。从理论上来说,由于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国家公共权力的适用范围和社会功能都是确定的。一方面,它只能用于处理国家公共事务,不能用于处理国家公职人员的私人事务;另一方面,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不是维护国家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公权公用,并且仅仅在维护和增进国家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作用,这是国家公共权力具有内在善性的根源所在,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善性能够得到保全的唯一途径。

要保全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善性,关键是要杜绝政治腐败。政治腐败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敌人。所谓政治腐败,就是国家治理者利用国家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以权谋私、公饱私囊、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等行为,生动地反映了政治腐败的邪恶本质,即它以公权私用的表现形式严重侵害了国家公共利益。由于在根本上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公共性本质和内在善性相背离,无论政治腐败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都不具有道德合理性基础。

公权私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为官不为”现象。国家公职人员掌握着一定的国家公共权力,但并没有尽职尽责地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和履行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职责,致使国家公共权力被闲置、空转和浪费。“为官不为”之所以是公权私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因为它实质上反映了国家治理者将国家公共权力当作私有物品来随意对待和处置的事实。国家公共权力只有在用于处理公共事务和维护国家公共利益时,才能证明它存在的本质和价值。如果被不合理地闲置或浪费,它实质上蜕变成了一种缺乏公共性的私人物品或私有财产。

国家治理者既不应该贪污腐败,也不应该“为官不为”。贪腐的官员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并受到应有的违纪违法惩处;为官不为的官员同样应该受到道德谴责,并承担相应的违纪违法责任。“清廉”是国家治理者的首要美德,但它必须与“奉公”的美德相结合才具有实实在在的伦理意义。“奉公”也不能流于“空谈”,必须通过“勤政”才能得到体现。廉洁才能奉公,奉公才能勤政,勤政才能有为,有为才能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在其位,就必须谋其政。笔者认为,廉洁奉公和勤政有为是每一个国家治理者都应该信守的两个基本政治道德价值观念,也是每一个国家治理者都应该具备的两种基本政治美德。

国家公共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之正当,它是将国家治理纳入合伦理轨道的利器;用之不当,它就是导致国家治理背离伦理的凶器。一个国家的治理者掌控和使用国家公共权力的方式不同,他们进行国家治理所达到的目的会彰显截然不同的伦理性质。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是那种能够将国家公共权力的掌控和使用引向目的善的国家。公权公用,并且增进了国家公共利益,则国家公共权力是一种能够造福于国家、社会和国民的社会正能量;公权私用,并且损害了国家公共利益,则国家公共权力是一种有害于国家、社会和国民的社会负能量。国家公共权力的合伦理性是通过它本身的公共性或内在善性来支撑和保障的。保全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善性,是一个国家推进国家治理工作的关键,也是它与政治腐败进行斗争必须坚守的道德主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