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建华:《人民的名义》:政绩的道德底线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是一个耀眼的人物,也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一个视GDP和政治羽毛为生命的人,如何看待他的政绩观,评价他的关键。政绩是官德的主要构件,但政绩的获得本身还有一个道德问题,即只有符合道德要求的政绩,才能构成官德的实际内容,这就是要动机为公、手段正当、后果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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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动机为公

所谓动机为公就是谋求政绩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能作为自己往上爬的资本,或跑官要官的价码。现实生活中,一些干部到任之后就大捞政绩,即“做几件事情让上面看看”,并以此作为升迁的条件,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人民谋利,而是为个人沽名钓誉,捞资本。如果其目的达不到,就不再有政绩,甚至破坏过去的政绩。康德特别强调,一个行为之所以被称为善的,能够有道德上的价值,唯一的根据,就是因为它是从意良意志出发的,一切不是从善良意志出发的行为,不论其效果如何,都不能认为是善的。康德特别憎恶并反对从利己主义出发把个人幸福作为判断善恶标准的伦理学说。他认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从个人的贪欲出发,无助于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能形成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如果承认利己动机的合理性,只能把人们引向邪恶,亵渎了道德的尊严。康德的善良意志不是一种非理性的道德冲动,而是出自对责任的理性认识并且付诸意志努力。当然,我们无意回到动机论的老路上去,但康德确实看到了道德评价与一般社会性评价的区别。一个人白天做了一件好事,晚上写到日记本上,第二天交给党支部书记,人们肯定会说这种行为很无聊,根本就无道德意义可言,因为这个人做好事的动机是为了图表扬,是利己的。一个官员干了几件事就到处宣扬,甚至动用宣传工具吹捧自己,不断地向上面请功,其动机的纯洁性是值得怀疑的。这里,问题的困难性也许并不在于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要不要看动机,而是怎样去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动机是道德的。人们心里想什么,思想觉悟是否高是无法直观到的,只能依据平时的言谈、思想汇报、日记等。这就导致了看谁的口号喊得响,谁的豪言壮语多,谁的思想就最“红”。维特根斯坦认为,一个人心里想什么,证明不了什么,而必须看他实际在追求什么,看他在选择做什么,动机和效果不能互相证明。实际上维特根斯坦走了与康德相反的路,否认动机对行为后果的先定性也是欠妥的,但他确实指出了判断行为善恶的简便之路。那么如何来判别官员的勤政行为是否出自为公还是为私呢?恐怕只能依据其效果去判断其动机。这既符合人认识事物的一般程序,也是对人的认识能力负责。如果他是出自为公,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甚至在遭到误解、得不到提拔的情况下,也会一如既往地为民做实事。如果是出自为私,就会明显地表现出出风头、争名誉的行为倾向,当有了政绩得不到提拔时就会心灰意懒,甚至腐化堕落。因此对官员的考验不能看一事一时,而要经常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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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段正当

所谓手段正当就是在谋求政绩的过程中要采用正当的、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为国为民的崇高目的。由于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手段和目的是基本统一的,但也常常发生分离甚至相悖,即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马基雅弗利甚至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官场上历来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目的才能证明手段的合理性。有政治生活中,目的和手段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有时过于注意手段的道德完整性不容易达到所希望的政治目的,而一定程度上忽视道德的完整性有时反而容易实现政治目标。马基雅弗利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提出了君主为了维护其权力,实现其政治目的可以不必拘泥于道德的完整性。在马基雅弗利看来,在普遍的利己主义条件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是政治的无需证明的先验目的,因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手段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力也无庸置疑是正确的、正当的、高尚的。我们也承认政治行为中目的对于手段的优先性,但是,不能用目的合理性来证明其手段也是合理、正当的。因为: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证明某个政治目的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二、我们无法保证在政治行为中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能够始终使目的与手段统一,使手段服务目的,二者可能出现相悖性。我们是否可以由政治目的的优先性而不顾其手段的道德与否呢?回答是否定的。第一,目的和手段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离开目的的纯手段,也没有离开手段的纯目的,其中之一违反了道德都有损这一行为整体的道德价值。第二,既使在目的和手段发生分离的情况下,目的最崇高,也不能为手段的不正性进行道德辨护,相反,正因为手段的不正当,其目的崇高性也应当打折扣。第三,从手段的不正当性可以去置疑目的正当性,尤其是在消除了阶级利益狭隘性的条件下,用不正当手段去达到所谓的崇高的目的,只能造成政治灾难。在我国当代政治生活中,官员们争相抓政绩,有的搞开发区,有的搞外资引进,有的抓名牌产品,有的抓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确实是于国于民的好事。问题在于也出现了用腐败手段捞政绩的行为,如为了搞到贷款用行贿的手段,为了使本地产品评上名牌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为了本地利益不顾全局搞地方保护主义,有的甚至为了使自己在位期间有政绩而不惜损害长远利益。当今社会的短期行为盛行,不能不与官员们抓所谓政绩有关。由于目前体制的不完善,不少官员犯难:要么无所事事,当昏官,要么用不正当手段捞一点政绩,甚至出现为了捞政绩而违法乱纪的行为。在此,我们强调抓政绩手段的正当性无疑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和长远警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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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后果利民

 

所谓后果利民就是指官员的政绩是为了造福国家和人民,而不是给子孙后代带来灾难,或者仅仅是官员向更高一级爬的“敲门砖”,或仅仅是为个人脸上“贴金”。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就曾经在他的名为“作为职业的政治”的著名演讲中提出政治领域中意图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和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之划分。意图伦理是指关怀人类的最终目的的伦理,责任伦理是指关怀行为之最终结果的伦理。意图伦理主张,“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在于行动者的心情、意向、信念的价值,它使行动者有理由拒绝对后果负责,而将责任推诿于上帝或上帝所容许的邪恶。责任伦理认为,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在于行为的后果,它要求行动者义无反顾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并以后果的善补偿或抵消为达成此后果所使用手段的不善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韦伯认为,政治家应当遵循的是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因为后者以道德上的优越性为政治行为的出发点,以道德来衡量政治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次行为,结果往往不是造成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是导致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幼稚病,从而导致政治目标的失败。只有从责任伦理出发,既考虑到意图的合理性,又考虑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并对其负责任,采取渐近主义的态度和灵活的政治策略,才能在现实政治中取得真正的成就。韦伯把动机和效果对立起来是不妥的,但他强调以行为后果来定责任的思想是合理的。当代中国官员,如果是真心实意想为人民办好事,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就不会只做表面文章。如果那些“政绩”不能造福千秋,甚至是社会灾难,又谈何官德? 在搞开发区的热潮中,一些地方官不顾本地技术势力和资金势力,盲目上马,结果造成大批粮田荒废,水土流失严重,如此等等,都是不顾后果的不负责的行为,不但不是官德的要求,相反是视人民利益而不顾的缺德行为;不但要受道德谴责,而且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0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