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对话(15):李建华 谢圣国:道德如何滋养法治精神

[编者按]这是一个伦理学理论工作者与非专业的伦理学爱好者之间的对话,没有太深的学理,没有严密的逻辑,更没有文献引注,旨在让伦理学生活化、大众化、日常化,口语化,进而使生活道德化变得简单、实在、可行;这不是说教,不是训导,更没有虚伪,这只是一种真实思想交流的记录,一种思想生活方式的尝试;不求众人喝彩,只求好人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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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对法治的作用?

李:道德与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引导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两者相辅相成。两种治理方式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隔离、相互排斥。相反,德治蕴含着对于法治的本质诉求,法治则必须建立在坚实的道德基础之上、追寻善的价值目标。惟有植根于深厚的道德土壤,法治精神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法治精神的形成与培育离不开道德的滋养。

谢:道德如何滋养法治精神?

李:首先应该是道德为法治精神塑造提供伦理基础。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法治具有道德维度。在法制层面,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所展现的是工具性价值。但法制并不能保证法的善性。法可以分为善法与恶法。所谓恶法,就是违背人类自由主体精神、损害人民根本利益、与现代道德价值背道而驰的法制体系。恶法通常依附于某种法律之外的权威而产生效力,从而丧失法治本身的尊严。与此相反,善法则是满足人类基本价值诉求、维护人民根本权利、彰显当代主流道德观念的司法系统,具有独立的法治权威。人类历史证明,法制一旦失去价值方向,向恶法转变,将对社会生活产生严重威胁,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法治则必然以合道德性为前提、法治精神必然以伦理价值为导向。恰如塞尔萨斯所言,法律是善与公正的艺术。正因如此,虽然法治与道德分属不同的领域,但两者却如影随形,彼此吸纳。这也就决定了法治精神分有道德的特质。

谢:在我国道德滋养法治的具体资源是什么?

李:滋养我国法治精神的主要有两大道德源流,一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社会主义伦理体系。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气质,如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于道德的尊崇为我国法治注入了温暖的人文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凝聚了当前时代精神,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法治精神树立了伦理标杆,指明了法治精神的价值方向。作为我国文化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为法治精神夯实了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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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其实,按我的理解道德精神主要还是体现在人主体身上。

 李:是的。法治精神的实践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执法与守法。将法治精神贯穿于执法过程,要求执法者必须依法行政、服从法治权威,彰显社会主流价值,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能否在执法中凸显法治精神,最终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操守和价值选择。执法本身就是主体性活动,在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遵循和应用中,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主体意识和主观意愿的影响。此外,虽然我们已经建构了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依然为自由裁量权留下了空间。任何法律体系都不能对所有的社会事务进行精准的回应。相对于社会事务的繁杂,法律的滞后性在所难免。惟有执法者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心怀道德良知,才能在执法过程中排除私欲的干扰、抵御外界的诱惑、消除歧视与偏见,确保执法的正义性。而且,公共事务总是涉及多维价值标准,执法行为也往往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执法者的道德理性与道德能力决定了其价值排序和利益取舍。

守法层面的法治精神践行同样离不开道德的驱动。近年来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食品安全、诚信缺失等公共道德问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案件,时刻提醒我们道德失范的严重后果。他们之所以敢于挑战法律威严、铤而走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道德底线的崩溃。完全依靠法律制度的约束,并不能杜绝丑恶行为。依据强力推行的外在制约还将削弱人的主体性,与法治精神张扬人性的初衷南辕北辙。道德则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促使人们凭借公共理性、社会理性认识自我的责任与义务、自愿选择道德行为。守法不再是基于对外界强力恐惧所产生的被动行为,而是与人们内心需求相统一的自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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