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对话(17)|李建华 谢圣国:道德不是用来“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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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说“某某是个很讲道德的人,某某是个不讲道德的人,”那么到底什么叫讲道德?难道道德是靠“讲”吗?

李:首先我要说明一下的是,“讲道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即有道德或者是一个守道德的人的意思,尽管大家一直都用“讲道德”,代替“有道德”,如我们所熟知的“五讲四美”中提的也是“讲”,但我们要明确,道德不是讲不讲的问题,而是守不守的问题,是做不做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自古以来,道德都讲究知行统一、追求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你不仅内心要认可、接受某种规范,而且要在实践中遵守这种规范,知而不行、说而不做,知行脱节,表里不一,本身就是不道德。

谢:我明白了,其实道德更看重“行”,看重实践。

李:是的。国人习惯于把“有道德”说成“讲道德”,也道出了中国道德生活中某种耐人寻味的东西。当某种行为规范成为了共同的群体意识,成为了一种习惯,成了一种风俗的时候,违背这种共同意识就是“不讲道德”,也就是说当某种规范一旦成为了群体意识,往往就是变成了对他人的道德指责,就成了“你不讲道德”的依据。这种道德生活的特点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道德的“宣讲化”,另一个是道德的“责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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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你越讲越深奥了,什么是道德的“宣讲化”,什么是道德的“责他化”。

李:道德的“宣讲化”就是大家热衷于“讲道德”而短于“行道德”,从上至下,都是“讲道德”成风,好像个个都是圣人,人人都要是君子。其实,道德的本质在于“做”,并且是“自己做”,而不是要“别人做”,不是“你应该如何”,而是“我自己做得如何”。道德活生活没有“看客”,没有纯粹的“评判者”。道德的“责他化”,就是成天把道德的矛头直指他人,“谁,谁,谁,怎么这样不讲道德?”,唯独不反省自己。在西方道德文化中,道德观已经逐渐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那是法律,那是政治,对自己的反省才是道德。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他的学生要他逃走,他在逃跑与服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民主投票的,他必须遵守这样的民主意识,必须这样要求自己,这才是道德。我们现在是,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骂:不讲道德!

谢:“讲道德”成风,还会带来道德虚伪。

李:是的。当道德变成一种“宣讲风”,就可能变成一种表演,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看上去热闹非凡,实际上道德在下滑,人心在冷漠;当道德的语言与行为开始分离,当道德也能开始作假,伪善之风必然盛行;当“讲道德”也能成为“时尚”,甚至“讲道德”还能成为捞取名利的手段,那道德也不成其为道德了。当然,我强调道德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必须践行,并不是否认道德宣传教育的作用,并不是否认道德舆论的作用,相反,扎实的道德宣传教育和强大的道德舆论场是实现道德实践的重要外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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