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李建华 张效峰:社会保障伦理论纲

社会保障伦理论纲

 

学界从伦理视域来研究社会保障已经出现了很多学术成果,但是对社会保障伦理的专门分析则相对不足,当前仅仅处于起步阶段,这方面的学术探讨寥寥无几。在笔者对社会保障伦理进行初步探索(可参见《社会保障伦理: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以及从伦理视角考察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的不足之后(可参见《从伦理视域审视我国社会保障的偏差》载《伦理学研究》2009年第1期),深感有必要对社会保障伦理的分析框架进行研讨,因为它是建构社会保障伦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关系到社会保障伦理研究的走向问题。探询社会保障伦理的基本框架应从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对象入手,明晰社会保障伦理的逻辑起点,确立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任务,遴选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方法,界定社会保障伦理的学科归属等等。

一、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对象

社会保障伦理对社会保障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进行规定,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保障领域中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包括社会保障的道德意识,社会保障的道德规范,社会保障的道德活动等。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对象涉及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部门,其中国家以政府机构及社保职员为主体,市场以企业为主体,公民社会以非营利组织与公民个人为主体。这些主体的伦理角色可进一步明晰为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在社会保障活动中应有的义务与承担的责任,它涵盖所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具备正义性,社会保障安排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人道性与效率性。由于“社会保障本质上是社会利益和成本分担的分配和再分配,不论是规范意义上还是历史意义上,分配正义问题都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而社会保障制度的正义性安排必须依靠社会保障伦理的柔性约束。市场系统作为社会保障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亦承担着相应的伦理责任,作为市场系统主体的企业必须为其员工及时缴纳保费,对诸如工伤保险等无需职工尽义务的险种,企业不能拒绝为其入保,而且企业除了自身的利润追求外,它同样是社会有机体一分子,因而也担当着慈善捐助的道义责任。公民社会在社会保障活动中充当的角色更是不可或缺,一则公民个体参加某些社会保障项目中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有着相应的义务规定,主要是缴纳保费,缺失公民个人的义务履行,社会保障将难以持续下去;二则社会保障是多支柱的保障系统,离开社会的参与就会蜕变为国家保障,公民社会的慈救行为是支撑社会保障活动得以正常有序运行的重要动力。因而这些都应成为社会保障伦理研究的对象,它们所发挥的作用或许是不均衡的,但这种力量对比关系不是纵向的垂直分层关系,不是一个处于主导地位,其他以附属者的面目呈现,而是维持在大体均衡的态势,尽管国家在社会保障中发挥的作用较大一些,但是它不是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就我国具体情况来讲,尤其需要强调公民社会在社会保障的作用,综观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具体运行状况,可以看出公民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功用特别显著,西方国家在基督教教义的潜移默化之下形成了以博爱为核心的慈善文化,加之政府以征收遗产税等政策进行引导使得西方的慈善捐助系统非常发达,因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是真正符合“社会的保障”这一称谓。反观我国慈善事业,缘于血缘政治、宗族关系型构而成的血缘社会、熟人社会,慈善一直呈现羸弱状态,当前学界研究的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还是国家保障,将慈善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探究的还是相当不足的。但是慈善事业的兴废并非仅靠道德说教与政治宣传就能决定的,它需要慈善思想与慈善文化作为软支撑,由此就应问询于社会保障伦理对公民社会的道德吁请。从上可以看出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对象比较宽泛,据此衍生出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就更为复杂。社会保障伦理的具体问题域有社会保障伦理的内涵外延,社会保障伦理的价值形态,社会保障伦理具有的特质,社会保障伦理的基本原则,社会保障伦理的功能作用,社会保障伦理的践行路径,以及对社会保障的具体项目进行伦理分析等等。

 

二、社会保障伦理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点和起始处,它是一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并进行理论推演的基础,对社会保障伦理逻辑起点的遴选决定着研究的肇始点,左右着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理路,进而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社会保障伦理研究的逻辑起点应从人的“发展和幸福”着手。人是评判万事万物的主体,本身具有最高价值,其他物种皆不具有超越人的需要的内在价值,因此人类的一切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都必须以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作为轴心,以人自身的最终幸福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处。社会保障作为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集体安全的制度安排与群体保障的机制设计,它在发端和起源上就彰显出极其深厚的伦理内生性,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社会保障不断扩展保障范围与提高社保待遇水平以更契合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而且它时时进行着自我纠偏,矫正社会保障活动实施过程中与人性相背离的规定,从而保全受保者的人性尊严,真正享受到人生幸福。上述种种都是社会保障的必然诉求,社会保障伦理作为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与行为指南,其目的之一就是使社会保障活动更合伦理性,更合道德性,愈来愈具人情味,愈来愈彰显人为关怀,所以从社会保障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出发,“人的发展和幸福”成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是顺理成章的。将社会保障伦理的逻辑起点定位于“人的发展和幸福”意味着社会保障伦理兼具手段和目的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属于政策范畴,它必须应用诸如效率等功利标准来形塑社会保障工具,去追寻工具理性,以更好的实现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伦理侧重于社保工具的效率性指导,由于工具理性带有外在于人的主体性的特性,追寻的往往只是工具合理性,因而只能算作手段;但是,社会保障伦理充当工具角色时所选择的手段应当是善的,这种善的手段选择标准有两个:“终极目的价值性,现实效用性。即手段的选择应当符合效用性与道德性统一的原则”。因此社会保障伦理手段善在现实效用性无疑是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在终极目的价值性上则是享有人生的幸福,这也恰恰是其逻辑起点。另一方面社会保障理念的采行,社会保障原则的确立,社会保障执行措施的抉择,社会保障的最后功用等等都是立基于“人享有幸福”的道德考量之上,人的幸福正是这些社会保障活动序列链所追寻的终极目标,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伦理无疑在发挥着价值理性的作用,具有目的性价值。将社会保障伦理的逻辑起点界定为“人的发展和幸福”必须以社会保障动态演进的内涵与不断扩展的外延为理论预设,不能将社会保障仅仅局限于社会救助等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也不能只将其扩展到社会保险而止步,而应紧随时代发展不断重塑其内涵、拓展其外延,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性特质。按照功利主义的看法,任何行动、体制、做法的正确与否是可以从最终结果评判出来的,而这种依据的评判标准就是该活动的内在的善恶与好坏,亦即“经典功利主义的主张是,只存在一种内在的价值,即幸福或快乐。”因而幸福是作为评判体制好坏与否的标准,它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这意味着社会保障伦理在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指导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并非那些伦理原则本身,而是以合伦理性的社会保障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和快乐。

 

三、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任务

社会保障伦理为社会保障提供着价值理念,充当着社会保障的道德基础,是社会保障实施过程中的行动指南,是社会保障的精神内核。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任务在于从社会保障的伦理内生性出发分析社会保障的伦理属性以及从社会保障的具体实践出发认识社会保障中的伦理关系,为社会保障型构正确的精神世界,并谋求为其发展提供伦理化的指导原则和制度安排,因此处于无形的潜层次的社会保障伦理发挥着柔性的规范、引导、制约作用,其主要任务之一便在于祛除工具理性宰制社会保障的巫魅,以正确建构起社会保障自己的意义世界。卡尔·施米特曾指出:“当今时代的一切领域均由极端二元论所支配……自然—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现代思维……现代居民如同一头怪兽,满脑子技术和工业概念;这些概念又被投射到宇宙论和形而上学领域……经济思维蕴含着绝对的事务性,仅仅关注实实在在的东西。”这种自然—技术的宇宙论在形而上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凡事都寻求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事事追寻立竿见影的效果,即是说人们过于迷恋事物的工具理性,只要短期内能带来显著效益的,只要形式上看起来是善的,必定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至于它们的价值理性则不在人们考量的范围之内。这种情形在我国学界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与探讨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学界对社会保障的研究绝大多数偏好于社会保障的效率性探讨,局限于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的效率性、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效率性、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效率性、社会保障执行的效率性等方面的分析。出现这种状况有其深层次原因,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这一事实决定了支撑社会保障运行的经济实力是单薄的、脆弱的,很难像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那样财力雄厚而足以支撑社会保障的高效运转,这势必使得许多人反对全民形式的社会保障,因而就有人将意在把全体国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的社保规划称之为洋跃进,上述事实无疑是其立论背后的逻辑;此外我国一直有着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的传统,个体的主体性发展步履维艰,人们一直处于附属地位,权利意识淡漠,人往往被视为工具,这在社会保障领域的鲜明表现是:作为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的社会救助总是被扭曲为政府自上而下的施舍,受助者总会感恩戴德,而这种状况无形之中又助长了国家将人视为工具的倾向,导致国家考量社会保障时只是将社会保障作为一社会稳定器和减压阀,因而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色调。社会保障伦理的提出正是为了祛除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破除工具理性对社会保障研究的片面主宰,全面考量社会保障的内在价值,正确建构社会保障的意义世界。此外,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的研究很大程度上研究的是国家保障,作为三支柱不可或缺的企业与社会责任探讨的较少,尤其在当今社会公共治理的勃兴,治理与善治不可违逆的情势下,疏于对公民社会在社会保障系统中应有作用的探讨是不合时宜的,于此之时社会保障伦理将其主体进行清晰界定,赋予社会保障伦理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厘清纷繁复杂的义务关系,这些无疑有助于更为深刻的认识社会保障的意义世界。再者,社会保障伦理还要为社会保障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供给新的理论,以推动社会保障跟上时代道德演化境况,符合公序良俗。

 

四、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方法

哲学意义上的方法即是理论。社会保障伦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有功利主义的思想,道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理论等等。功利原理又称最大幸福原理,其代表人物有伊壁鸠鲁、边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幸福是唯一作为目的值得渴望的东西,功利主义的标准是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认为,“除了幸福,事实上不存在其他任何被渴望的东西。无论何种事物被作为实现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而受到渴望,都是因为它本身被视为幸福的一部分而受到渴望”。功利主义的幸福说无疑是对社会保障伦理的最好注脚,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到人生幸福应是社会保障的终极目标与归宿;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意味着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必须保持正义性,其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应于一国之内所有公民都无所遗漏且享受到的待遇大体均等,不能将其作为福利排斥的工具而使社会保障的实施带有极强的选择性,这些当然需要社会保障伦理对其进行道德立规。道义论则是对社会保障伦理另一主体公民社会的道德吁求,社会作为一有机体,需要原子化的个体让渡部分利益以成就有德性的社会,它表现为社会的慈善捐助与志愿者服务等。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最小最大化原则”是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救助的行动指针,是社会保障伦理应坚守的底线原则,它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必须置社会救助于最高权重值的地位,只有将最弱势者的利益最大化,境况改善最优化后才能将资源转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项目,否则必定导致两级极端分化,社会阶层严重对立,出现挥霍无度人群与食不果腹人群的鲜明对比,此种现象必定是极不人道的。罗尔斯的正义最小最大化原则只是社会救助项目的形式正义,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理论则是一种实质正义。森将可行能力界定为一个人能做或不能做某件事情的可能性,他认为可行能力是改变一个人弱势地位的关键因素,资源的单纯转移不足以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弱势境况,可行能力的提高才是实现跻身正常人乃至强势人群行列的杠杆,这显然对社会救助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所以,社会保障伦理必须汲取这些理论资源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

鉴于社会保障伦理是复合视域下的交叉研究单元,牵涉的学科很多,对其进行研究只能从多学科维度入手,因为若只是从哪一具体学科门类对其探讨,都无法全面、细致的对社会保障伦理进行恰如其分的考察,进而致使其难以对社会保障予以正确引导。社会保障伦理与社会保障学和伦理学渊源最深,与二者共通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较多,因此它必定要立基于社会保障学的基本内容但又无法绕开伦理学的相关知识,积极汲取有利于自己成长的知识养分;社会保障伦理与公共管理伦理、政策伦理、制度伦理又有着重合的理论视界,这种状况使得它也可将上述学科中相关研究方法有选择性的移植到自己的研究当中,并根据自己的伦理特质将这些研究方法转化为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避免舶来品代沟的出现;社会保障伦理也离不开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知识背景。所以,对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探讨只能采用交叉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其具体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必须进行相应的理论预设,如人性恶假设,经济人假设,社会体系三分法,即政治系统、市场系统、公民社会系统(国家——企业——公民社会),社会保障的宏大指谓(从底线生存走向优雅生活)。接着则是要区分开几组概念,如制度与政策的区别,制度伦理与政策伦理的区分,社会保障伦理与政策伦理的分殊,社会保障伦理与制度伦理的差别,社会保障伦理与公共管理伦理的不同等。

 

五、社会保障伦理的学科归属

依循表现形式进行分析,社会保障伦理可归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是在回应当下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而生成的,在此过程中,它将伦理学的相关原则运用于社会保障活动的具体环节之中,以使社会保障能够从内在的伦理规定性出发去进行相应的突显道德性的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但是,我们认为社会保障伦理的应用伦理属性不是其本质属性,其本质属性在于它是社会保障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社会保障伦理应归入社会保障学的一个研究分支,其重心在社会保障学,而不是伦理学。社会保障伦理的生长点在于社会保障的伦理内生性以及缺乏伦理指导的社会保障所产生的种种负效应,因而社会保障伦理的内在规定性就在于为社会保障提供价值理念与伦理原则,充当道德基础与行动指南,祛魅社会保障的工具理性研究与提升社会保障的价值理性探询。鉴于社会保障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探讨,且社会保障伦理亦属于交叉学科范畴,因此社会保障伦理的表现形式也会呈现多样性,既可将其视为职业伦理的一种,即社会保障职员的伦理,又与制度伦理的理论界面部分重合,即考量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当与否,还与政策伦理复合交叉,即社会保障政策的公共性如何。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倾向于将社会保障伦理归入社会保障学的研究领域,它作为社会保障学的一研究分支更契合其理论的生长点与理论的最终归宿点。社会保障伦理采用伦理学的相关伦理原则与价值负载、道德指向并不是直接的拿来主义,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从社会保障与伦理的相互作用型构而成的伦理机制出发以使社会保障更加道德化以及愈发人性化,社会保障伦理正是源于社会保障与伦理在思想发端上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实践上的相互攻击、驯化与借鉴才得以型塑而成。社会保障伦理不仅仅是以先验性的伦理原则来规训社会保障实践,也不单单是以现实性的社会保障实践重塑伦理原则,二者的对接点在于相互依赖、相伴而生,正是二者的相互融通才使社会保障伦理得以生成。将社会保障伦理划入社会保障学的研究界面能够使社会保障学的学科体系更加充盈深厚,使社会保障学的基本内容更加完整缜密,同时也能够使社会保障摆脱仅仅充当工具手段的角色而明确自己的价值旨归,并以此为社会保障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思想资源。

由于社会保障伦理研究只是初露端倪,正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因而在对其进行探索时难以有统一的基点与原则,甚至有自说自话的情况,本文也只是对其分析框架提出一初步的设想。尽管如此,学界对社会保障以伦理视角的分析已经很透彻,社会保障伦理的研究也已成为可能,它是研究社会保障学的一重要趋向,对其研究框架的探询则需要学界见人见智的探讨以及学者们的思想交锋。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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