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书|李建华: 生死之中?还是生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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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并不认识启日先生,经弟弟介绍,说有一位朋友想认识我。一个秋初的下午,启日先生来访,因是老乡,我们几乎就是用家乡话在不知不觉中聊了快两个小时,之后,才得知他的人生经历,从平地到山坡再到低谷,又重新回到平地,这高高低低的迭荡,汇成了他手里的《生死之上》。

我没有研究过死亡哲学,狭隘的专业使然,没有想花许多时间去读启日先生的这本书。但我想,一个边聊天边有无数人约饭局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生死感触,并且还想超越生死,这是怎样的遭遇与情怀呢?这倒让我对《生死之上》产生了一点阅读欲望,于是利用出差机会,在高铁上翻阅起来,其思想触角自然也就在思想深处自由地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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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讲,人生而平等,其实所谓的平等最基本不过的就是生死,充分体现在面对生死的宿命上。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是上个向死而生的勇者,因为我相信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那句话:“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们都无可避免地要直面死亡,在人类有意识的生命进程中,死亡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中涉及的永恒主题,它也在哲学、心理学和其它领域的学科内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我没有研究过死亡哲学,但伦理学作为我的专业其中涉及到人生观,而人生观其实包含了人死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死之中的人,而要于生死之上,要么是人生遭遇了巨大灾难,要么是有了能超越生死的宗教情怀。启日先生,你是属于哪种咧?我在你的书中,感觉你想在生死之上,其实你还是在生死之中,你的经历和感悟还没有达到宗教的境界。

你我都是凡人,我们都生活在俗世中,我们都懂得生比死好的常理,求生,求长寿是我们的传统。在我国的传统思想意识中,生比死更重要的观念仍占主流地位。古往今来,我国的位高权重者似乎更惧怕死亡。例如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先后两次派人入海;哀帝司马丕迷信黄老之术,因服长生不老药过量而死,时年25岁;唐太宗在贞观二十一年,因“风疾”服用“延年之遥”仅享年五十一岁便逝世;武帝李炎信奉道教,在33岁时因吃丹药而亡。他们作为食物链顶端人士,自然想永恒的享受着这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为生而做出的种种荒唐的举措都是在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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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常人也怕死,即使要死,也要有意义,通过“道德死”来获得“永生”,从而获得另一种形式的“长寿”。儒家对于“死”是赋予崇高的道德标准的,这集中体现在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儒家还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以及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高境界,换言之就是追求一种“崇高的死”。这种“崇高的死”就是最长的“生”。

只有佛教是主张人的生死是一个轮回,人可以在生死之上。佛教用前世、现世、来世,把人生描绘为一个循环,所以就无所谓生死了,也许现在的生就是前世的死,现在的死就是来世的生。佛教用轮回来解释人世间的种种痛苦,相信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报应有些是现世报,有些是来世报。所以,佛教鼓励人们行善积德,广结善缘,广种福田,这样,就能渡过人生的苦海,到达彼岸的极乐世界。人们常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与佛教的主张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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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干脆生死不分了,强调一切顺应自然,生即是死,死即是生。在道家看来,生和死的“分量”都一样,没有哪个重哪个轻。生与死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在生命体中。庄子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意思就是生与死是连续的一体,生,其实就是逐渐向死转化的过程。老子说:“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意思是:人的寿命虽然有长有短,其实相差无几,人的一生只是片刻之间而已。

基督教完全与儒教不同,把死作为了人的最好归属,把生死观的重心放在来世的拯救上。基督教认为生命是万能的上帝安排给宇宙和人间的,生命从上帝创世开始,历经罪恶、堕落和赎罪,最终得到拯救,进入天国,安息主怀。通过把生的人说成是罪人,然后通过死把罪人变成圣人,与上帝同在,这也是处理生死的大智慧。

也许是我没有启日先生的人生经历,更没有那么多从他父亲那里获得的人生哲理的苦苦思考,抑或是没有真正懂启日先生写《生死之上》的用意。他在临走时丢下一句“您看这本书可否成为某种教育的教辅?”是不是说,人只有真正深刻认识了生死、超越了生死,就可以活得干净、轻松、自在些呢?你是不是想把这些道理告诉更多人,特别是那些现在还在为权力和金钱而疯狂的人呢?我想应该是,因为我们还是生死之中的人。

 

                           2017.10.19

李建华道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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