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对话(46)|李建华 谢圣国:制度之“死”与人之“活”


[编者按]这是一个伦理学理论工作者与非专业的伦理学爱好者之间的对话,没有太深的学理,没有严密的逻辑,更没有文献引注,旨在让伦理学生活化、大众化、日常化,口语化,进而使生活道德化变得简单、实在、可行;这不是说教,不是训导,更没有虚伪,这只是一种真实思想交流的记录,一种思想生活方式的尝试;不求众人喝彩,只求好人一笑。

谢:您认为,重人情是中国的道德国情,也就预示着我们会经常陷入制度与人情的矛盾、冲突甚至“二难”之中。每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您怎么看?


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表面上看没有错,因为确实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为人服务的。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想搞“变通”,想破坏规则,也就是说人是第一位的,制度是第二位的,为了人,可以变通甚至不顾制度约束。


谢:是的。在现行制度不允许的情况下,但又想办成事,我们常常会讲这句话,以便为自己违规找到理由。问题是,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制度与人的关系呢?


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如何理解制度之“死”的刚性、如何理解人的灵活性、制度与人是怎样的变动关系。我们先来看看制度的“死”性。“制度是死的”就是讲制度的权威性、刚性、不可改变性。任何制度一旦制定下来,就必须共同遵守,无一例外,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并且制度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因时、因势而异,要有相对稳定性。古人云:“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就是讲的制度的重要性和刚性。所谓“人是活的”无非是想说人的愿望、想法是多样的、多变的,远比制度要丰富多彩,“活的”是绝对的,比“死的”总有价值上的优先性,总不能让“活的”迎合“死的”。这时,我们最关键的不是“活”比“死”重要,而是要区分这个“人”是个体意义上的还是群体意义上的,即大多数人,制度只会因大多数人的“活”而变,绝对不能因某个人的“活”而变。关于制度刚性与人的活性之间的关系,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说,就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关系,这个你比我清楚。


谢:是的。现代管理强调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结合。我们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再到文化管理,走的是人治-法制-法治-文化治这一路径,稍微具体一点,我们可以认为前面每一阶段是后面的基础,没有管理者意识的转变和突破,法制(完善制度体系)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法制何谈法治?至于说文化治,它所要求的管理基础更加深厚,文化管理说白了就是理念渗透和行为规范。这样你会发现,一旦理念渗透不下去或行为规范体系不能成为自觉行为,制度的刚性就要发挥作用了。每一种制度背后都有其立法精神,当价值观与立法精神一致时,制度将会有力量;缺乏制度保障的价值观是空洞的,缺乏价值观支持的制度是乏力的。当价值观与立法精神不一致时,如果制度得到强制执行,则制度背后的立法精神就会成为真实的价值观,如果价值观被组织成员坚定认知,则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制度管理好比划圈,制度再完善,也就是圈再大,也永远是圈外的比圈内的多。所以说制度管人管死人,文化管人管灵魂,因为制度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说企业制度就无法约束领导如何与员工谈话,拍桌子瞪也是说,和颜悦色也是说,求爷爷告奶奶也是说,但是行为规范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一句“平等待人”就可以解决问题。


李:你对企业管理有经验,说得很透彻。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时认为,政治应该从人事与制度两方面讲,要讲清楚一代制度,必须先精熟一代人事,离开人事单单看制度,则制度不过是一些条文而已。同时,他也指出:任何一项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用弊而无利,这要看实际的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实际利弊,就是当时发生的影响而觉出。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制度的刚性和人的活性都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变与不变,它们之间的契合与吻合,应因“事”来定,所以中国人一般讲究“大事讲原则,小事讲人情”,使事理与伦理相统一,这不失为把握制度与人情的一种道德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