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政论片|李建华:《廉政之路》(第八集)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尽管当时的思想和文字显得有些幼稚,但无论是作为一种时代政治话语,还是一个偶然的学术记忆,觉得还是有点意思,于是原封不动地用微信推出。感谢杨继亮先生提供的宝贵思想和无私帮助!

  第八集 文化的冲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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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的心头都怀着鼎新的期望,同时也因种种失落而泛起怀旧的悸动。

  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犹豫;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说不定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不安。我们想借他人健身之术使自己速强快壮,但又不愿丧失龙的传人的奕奕神采;我们为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自豪,但又深感历史的包袱太沉、太沉。中国走到了文化冲撞的痛苦边缘。

  我们创造着文化,文化也创造着我们自己。各个民族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也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着各个民族。

  中华民族古老的历史创造了无愧于人类的文化。最先她沿着丝绸之路,后来又带着“四大发明”去了那遥远的西域及原本不为人知的欧洲。由此,西方人每引以为自豪的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与西方现代文化却难以令人置信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洛印。于是,地道的西方文化就显得不那么地道了。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毕竟只光灿一时。她促进并维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进程,但在人类封建固垒分崩离析的时刻,她却仍在沾沾自喜、自满自足、自崇为“体”。于是,当她作为火种助燃欧洲近代文化的火炬时,自己却在那骤然升腾的烈火面前显得暗然无光。

  西方人用中国火药造出来的大炮,用中国的印刷术印出来的科学技术,很不客气地回敬了中国人,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上帝死了”之后,西方人的精神一直处于飘泊之中,顿生无家可归之感。

  是的,在当今世界上,面对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深刻危机,并且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

  今天,是经济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大发展的时代,是社会大震荡的时代,也就是文化大冲撞的时代。在这种冲撞中,社会会产生痛苦的脱变,迫使我们都在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寻找创造未来的契机。

  罗马俱乐部主席奥雷利欧.佩切伊认为:未来的创造只能是文化的创造。未来将是伟大的文化复兴的发展。此外别无选择。无知、狂妄、缺乏远见,甚至愚蠢,都将招致灾难性未来的降临。

  文化的开放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开放中,传统文化的糟粕和外来文化的腐朽必将在腐败的滋生地作恶,并且会蔓延到物器、制度、精神、心理等各个层次。文化也就成了腐败与反腐败的交汇点。

  记得,不久前,有则“王牌”的商品广告神气活现地连续出没于电视黄金段时间。细心的观众一定还记得,广告一开始就响起了原来由陕北民歌后来以“东方红”闻名于世的乐曲变奏曲,踩着这曲子出场的是正在步向皇帝宝座的武媚娘,接着是“王牌”和皇帝魔术般的画面,那皇帝时而横刀立马,时而举剑云端,一副凭三尺青锋取天下的气势。伴随着特殊的乐曲,又应和着正摆着顶天立地状的帝王出现的是一个万民仰望、欢呼雀跃的群众地面。有意思的是这些跪地而拜、热泪盈盈的群众竟是妻妾嫔妃和太监们。广告制作者把王牌化身的帝王威仪表现得很是邪门,下意识中流露其间的心态更是令人玩味。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中,有许多熠熠闪光的精华对于后人涵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提供了精神沃土,但也有不少的精神糟粕成为滋生腐败的“养分”,特别是它的内涵所呈现的封建主义的色彩。邓小平同志对此早就认识到“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帝王文化热的兴起决非偶然,它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性文化下权力崇拜和奴化心理的反应,同时也预示着某种封建文化意识的死灰复燃,有意与无意中为腐败的蔓延提供了支助。

  中国的老百姓可谓是天底下最老实的老百姓,向以极坚强的忍耐性而著称,不到实在活不下去,或是倍受欺凌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是不与官斗的。他们从祖上的经验教训和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以小民之薄力,想扳倒根深蒂固的官吏大树,谈何容易!加上官官相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易如反掌,防不胜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忍则忍。

  (举一官员欺压百姓的案例)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清末浙江余杭县杨乃武告倒众贪官的案例,但真正与己无关而伸张正义、状告贪官的人实在鲜有所闻。老百姓以忍为上,自动放弃正当权利,不与官争,表面上失去的只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但实际上失去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无形中就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或直接成为了腐败分子的“帮凶”。

  在德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起磨坊主状告国王的事。有一次,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波咨坦行宫顶楼观光,忽然指着窗外近处的一座磨坊愤怒地说:“它挡住了本来可以眺望全城的视线,拆掉它!”一声令下,磨坊顷刻间被夷为平地。磨坊主看到他祖宗世代相传的产业被毁,一边流泪,一边向人们控诉。在波咨坦人民的支持下,他来到首都柏林,向普鲁士最高法院呈递了一份诉讼状:控告国王威廉一世利用职权擅拆民房,侵犯国民的神圣权益。最高法院迫于人民的压力,判决国王威廉一世重建一座磨坊,度赔偿损失费150塔勒。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中国,不说是皇帝,就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他不喜欢什么,或看中了你什么,不但不会拒绝,而且会拱手相让,顿觉脸上有光,三生有幸。在一个连个人正当权利是什么都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主动保护的国度里,难以想象人们会向贪官污吏举起反抗的拳头。

  在现代民主意识有了空前增强的今天,民告官的事逐渐多了起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反腐败的希望。

  (举一民告官的事例)

  是啊,当腐败分子向你伸手勒索时,是否想到过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当你痛恨腐败分子受贿时,是否意识到自己也曾向某领导表示过“意思”?道理非常简单: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抬轿,还会有坐轿的人吗?在一个人人都会用法律来保护自我的社会里,腐败能猖獗吗?

  中国历史就这么残酷,不但愿意抬轿的人不少,而且以终身抬轿为荣耀、为资本,这就是所谓的“忠臣”。中国历代君王,政权在手,初定天下之后,处心积虑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是如何通过高压和收买手段使百姓成为“顺民”;二是如何使官吏成为“忠臣”。衡量好官的标准首先是看刘否对上“忠诚”,至于是否廉洁,那是次要的,这就是所谓的“君不畏臣贪而畏臣不忠”的忠君观念。这种观念势必会激励部下溜须拍马的“愚忠”和贪婪谋私的欲望,造就一批又一批集“忠诚”与贪婪于一身的腐败分子。在今天,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人还少么?

  单线式的“忠诚”毕竟是有限的,还需要编织某种关系“网络”。我们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这就使传统社会自身缺乏强烈的与外界进行交往的驱动力。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性社会形态,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强烈的依附性,由此形成“裙带风”。

  小A是某公安局的预审员,利用办案之便,先后强奸了一名犯人的妹妹和另一位犯人的妻子。事情败露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小A的父亲在外地当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眼见儿子判刑岂能不急,到处找门路,但没有成功,于是病倒在床。就在这时,他的老部下、老同事K来看望他。为了替老领导排忧解难,K利用职务之便,写假报告,伪造证词,仅用20多天的时间,便把小A变成无罪,释放出狱。试想,如果有一天K犯了什么事,小A的父亲不也会置党纪国法而不顾去回报他吗?

  法律的尊严、政策的神圣,在“关系网”中显得多么的一文不值!

  早在20年前,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引起轩然大波。该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骗子自称是军界某大人物的儿子,于是乎,不少官员趋之若骛,有的请他吃饭,有的借车给他,有的给钱,有的给女人。骗子在被抓后说了一句话:“我唯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是啊,如果他真是某某人的儿子,也许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谈何犯罪?

  可见,在一个奉行“官本位”的社会里,不腐败才是不正常的。尽管市场的狂飚冲淡了官场魅力,但中国人求富必须有显贵的社会地位,而显贵与达官又是同一的,因此,做官是谋富的最好途径。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出现了由“官本位”向“钱本位”的趋变。其实,这只是一种文化假象,在中国是不可能有权与钱的真正“脱沟”的。

  在西方富和贵常常不能合一,至少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且有时会出现政治上的特权集团与社会财团之间的对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富”对“贵”的真正有力的挑战,因为“无富之贵”和“无贵之富”是不存在的。这种富贵合一的历史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最佳复兴的形式,这就是权钱交易。

  拜金主义的精神文化作为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必然产生的观念,成为西方文化中的痼疾,也构成了今天腐败滋生的激素。

  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作过如此嘲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金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年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马克思的嘲弄也许是够尖刻的,但是他老人家如果看到今天的状况,就会觉得当年的尖刻之词并不那么尖刻了。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毕竟还是多少体现了一点金钱持有者在鬼面前的主体性,但是一旦沦落到“有钱的鬼能使人推磨”,这就已经不仅仅是拜金主义者的不是,而是人自身的堕落、社会的不幸、人类的悲哀!

  当然,金钱的崇拜只是腐朽文化的表象,最终落到实处的还是人的欲望的满足。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唯经济主义的刺激下,人们对感官享受的追求抱以巨大的热情,“温饱思淫欲”这种片面的生活逻辑规则对于那些片面追求物质欲望和生理情欲满足的人来说,似乎具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意义,享受成了比创造更为急切的事情。

  从东方国家最早的改革实践一一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西方技术的引进必然伴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有趣的是,不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正处在改革中的中国和东欧,首先在这些国家产生明显影响的思想不是严谨的科学传统,也不是始终充满活力的求知精神,而是那些西方纵欲传统下的颓废享乐思想。

  [卢风博士谈享乐主义]“享乐主义因过分强调物质生活的舒适、轻视精神超越而取消或模糊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质的区别,却试图以物质享受的量的悬殊去显示人对其他动物的尊严。”

  中国人在饱受贫穷的苦水浸泡之后,面对花花绿绿的物质世界,实在是无法克制内心的冲动,享受,享受,拚命地享受。从起初的“跟着感觉走”,到后来的“潇洒走一回”,最后“过把隐就死”,奢侈腐化之风愈演愈烈。

  那种点燃用2000元人民币卷成的爆竹,或争先用6万元和15万元摆一桌酒席请客比阔、用2万元点一支卡拉OK、出30万元买一只哈巴狗之类的现象已经不是什么花钱的问题,而是代表了一种腐朽文化现象的出现。

  特别是那些权力把持者,更是近水楼台,饿狼扑食一般,充当着享乐主义的“带头兵”和“敢死队”。

  不信么?据国家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全国大中型饭店、酒家60%—70%的营业额来自公款吃喝,公款吃喝占用一半左右的集团购买力,每年吃掉的公款近820亿元。河南省某县1994年的财政收入为6688万元,而公款吃喝玩乐就耗去1000余万元,河北丰润县一个不足千人的小村每年就吃掉近10万元。1994年8月锦州市纪委对该市15家娱乐场所的调查发现,公款消费在夜总会收入中占80%,有的竟高达90%。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竟有干部为了陪上级领导而醉死在酒桌上,“以身殉职”,落得个“吃喝烈士”的美称。

  是啊,正如13世纪波斯诗人萨迪所说:“无论博学之士,还是圣明雄辩的人物,只要他一旦羡慕浮世荣华,便是跌在蜜里的苍蝇,永难自拔。”当代中国的腐败者们不正是从追求享乐开始而难以自拔的么?

  拜金也罢,享乐也罢,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一个“私”字。自私既是腐败的表征,也是腐败的根源,它是为了满足一己之利而不惜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点着别人的房子煮自己的一个鸡蛋”,这就是自私者的本性。

  有一次,一位干部在朱伯儒同志面前发牢骚说现有的群众工作难做。朱伯儒同志回答说,没什么难的,你能让出一间房子来,工作就好做了。是啊,如果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克已奉公,真正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许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得到根本性治理,腐败也将不再发生!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已将西方文化带入到了“一条死胡同”,但决不意味着21世纪就是东方文化的复兴。文化就是人化,是人的文明化。如果承认世界上的人无贵贱之分,那么文化也无优劣之别。文化的冲撞不是势力的较量,而是交流中的“回漩”、整合中的“碰撞”。中西方腐朽文化的交汇,构成了当代中国腐败滋长的“催化剂”。把当代中国的腐败之风看成是几千年封建文化的自然延续和死灰复燃,或仅仅归罪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侵蚀,都显得有些片面和肤浅。

  文化的整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但我们还是期待着。因为在这种文化的整合中,或许多少可以看到一点抑制腐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