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政论片|李建华:《廉政之路》(第十集)

  说明:这是20年前应中纪委电教中心之邀创作的一个电视政论片,准备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的献礼片,最终因多种原因而没有拍摄,在我的电脑文件夹里沉睡了20年。最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它,尽管当时的思想和文字显得有些幼稚,但无论是作为一种时代政治话语,还是一个偶然的学术记忆,觉得还是有点意思,于是原封不动地用微信推出。感谢杨继亮先生提供的宝贵思想和无私帮助!

  第十集 德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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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司马光在其名著《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德才兼备是“圣人”,德才兼亡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认为,“圣人”和“君子”可以治理国家,而“小人”和“愚人”是不可用的。即使在没有“圣人”和“君子”的情况下也是“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在他看来德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重要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由此他总结出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自古者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司马光的德才观虽有失偏颇,但发人深省:腐败的产生是同官德的沦丧密切相关的,反腐败,必须筑构道德防线!

  因为,腐败问题,从社会机理而言,是一个法治问题;从个体行为而言,是一个道德问题。

  中国人的启蒙教育大都是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的。既然人性是善的,大可不必有西方人那种“人对人就象狼一样”的提防,也就无须法治,只要每个人发明本心,充分行善,社会便可太平。重视官德在反腐倡廉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这种德治主义的铁的逻辑。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如此重视官德,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认为官德关系到政权兴衰、国家治乱;二是认为官德具有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实践表明,“上行则下效”、“上粱不正下梁歪”是腐败滋生与蔓延、社会风气恶化的基本规律。由此而论,“正人先正己”、反腐先打“大老虎”、改良社会风气先端正党风,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但是,不知从何时起,讲道德首先成了老百姓的事,道德建设成了官员们对老百姓讲道德的运动,似乎只有老百姓守了道德,天下就太平了。尤其是当社会矛盾激发又不想变革社会制度之时,统治者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又把意识形态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而道德问题归根到底又是老百姓的问题,因此,社会治理的根本是“治民”而不是“治官”,这就是中国几千年德治主义的秘密,也是中国几千年道德建设的悲剧!

  从社会成员的分层来看,官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从社会道德的层次不看,官德是社会的主体性道德,否则,道德就只能是只对下、不对上的管制老百姓的精神手段。这种道德制约的本末倒置,就意味着当权者冲破了产生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反腐败斗争,期待着道德的重振,依赖着德性的力量!

  今天,中年以上的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不知道“焦裕禄”这个名字的。1966年2月,全国各家主要报刊,先后发表了通迅《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于是,这位优秀公仆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震憾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灵,塑造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留下了必将世代相传的焦裕禄精神!

  30年后,又一个响亮的名字传遍祖国大地——孔繁森。他心系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工作,为西藏的发展,为阿里人民倾注着心血和生命。他死后留下两件遗物,一是仅有的8.6元钱,一是他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民公仆的本色。难怪那么多人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难怪数不清的哈达敬在他的灵前,难怪人们有口皆碑:“孔繁森,90年代的焦裕禄”!

  是啊!如果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的干部,都能像焦裕禄、孔繁森一样,有着一颗甘当公仆的赤子之心,有着一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能有腐败滋长吗?我们的党能不取信于民吗?

  遗憾的是,我们有为数不少的干部,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在疯狂地掠夺国家的财富、吸吮人民的血汗。是这一部分败类,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败坏了党的形象。当他们面对孔繁森这样的汉子、这样的党员、这样的地委书记,心里不知是何滋味?良心是否在隐隐作痛?

  毛泽东早就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正确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具备为人民当好勤务员的为官心态,心然会要走向腐败的深渊。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种标签,更不是一种装饰,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好事。

  二百多年前清代民间有个寓言,说的是有个县官到冥府向阎王报到,自称一生为官清廉,所到之处只喝一杯清茶。阎王笑着说:“设官是为了兴利除弊,如果在公堂设一木偶,连水也不喝,岂不更胜于你?”县官争辩:“我虽无功,但也无过也!”阎王怒斥道:“你处处只求保全自己,对某狱某案因避嫌疑而不言,对某某事因怕麻烦而不办,岂不负国负民?,你虽不个贪官,却是一个昏官!”

  这样的昏官在今天的干部队伍中并不少见。这种官讲的话,句句无错误,只是句句无用处;这种官论业绩,天天不缺勤,只是事情办不成;这种官对群众,有问都记录,只是过后无着落。

  这样的昏官,“上午围着会议转,中午围着餐桌转,晚上围着裙子围”。他们“打牌,一宿两宿不睡;喝酒,两瓶三瓶不醉;跳舞,三步四步都会;工作,却是一点不会。”

  这样的昏官,整天就是为了混日子,混资历,怕动脑子,怕出点子,怕担担子,工作能糊则糊,既无身心之劳苦,又无失位之忧虑,只要紧跟上面,不得罪下面,照样一级一级往上升。

  当代昏官、滑官何时了!人民在期盼!

  电影《焦裕禄》中的吴县长是一个十足的滑官。他身为主管救灾的县长,却让救灾物质在火车站积压发霉也不及时为灾民解困,反而批评为民解难的焦裕禄“别误了大事和方向”;群众已经饥寒交迫、痛苦呻吟,他反而提醒访贫问苦的焦裕禄“要看长远”;解放十多年的兰考,山河依旧,风沙逞凶,他反而警告堵风治沙的焦裕禄“要注意影响”。细细琢磨,吴县长的这三句话有什么错呢?句句都对,只是空话和套话,非但无用,反是祸国殃民的咒语!

  “没有功劳有苦劳”、“无过便是功”的时代应该已经过去,现时代应大力倡导以政绩论英雄,以政绩看官德,“无功便是过”!

  权力本身就意味着一份义务、一份责任,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履行了这份责任,就是做好了份内的事,因此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无他求。这就是我们时代应大力提倡的敬业精神!

  某报曾报道过一条消息:某地一恶霸在当地作威作福、伤人抢劫、强奸妇女,前后达五年之久。后经上级领导过问,出动公安干警将案件破获,恶霸得以伏法。当地村民敲锣打鼓,为公安局送来了“除暴安良”的锦旗,还自发地出钱出物慰劳公安干警。村民们在饱偿恶霸之苦后,这份感激之情对于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来讲也是自然的事。问题是这些被感谢者不知作何感想。恶霸横行乡里达五年之久,难道当地有关官员和执法人员一点也不知道?这不是失职吗?如果是知而不办,这不是渎职行为吗?当地官员和公安干警难道不应该为当地村民所承受的五年灾难承担一点责任吗?

  是的,中国人太习惯于“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这种思维方式了。并且,似乎犯了错误,只要承认和改正错误,就越光荣和伟大,于是也就不断地犯错误。

  也许,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承受几次小错误的折腾,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折腾得起吗?试想,中国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情况会怎么样呢?又有谁能保证中国不会再发生如此灾难呢?!

  党和政府及其官员只有真正地心想人民,真正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以政绩取信于民,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戴和支持。政绩首先不是一个能力和水平问题,而是一个良心问题、一个道德问题!没有官德,要么是“昏官”,要么就是“贪官”。

  广西北海市土地局用地科原科长张国松,任职只有7个月,受贿300多万元,平均每天侵吞1.4万元,家中隐藏的人民币、港币、美元现金多得难以数清,干警们不得不请来银行营业所的同志用点钞机清点,仍足足花了一个上午才把近150万元现金数完。

  锦州市经济开发区公安局原副局长赵国利,“创收”的时间只有250天,只比张国松多40天,但犯罪金额却是他的6倍多,贪污公款2020万元,平均每天侵吞近8万元。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银行东风办事处会计薛根和,作案不到一年时间,贪污公款3344万元,平均每天侵吞近10万元。

  “无官不贪”虽然有些片面,但也道出了官与贪之间的某种联系。官的权力可以带来满足欲望的各种便利条件,这些条件是平民百姓所不具有的,有了这些条件,又会去想当更大的官,从而满足更大的欲望。历代贪官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欲望本身的无止境性,为人的贪婪提供了前提,官员手中的权力,又为欲望的满足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就叫“贪官”。

  纵欲、贪得无厌,恰恰就是当权者走向腐败的第一道道德缺口;唯有节制和廉洁才是根除腐败的道德良方。

  廉洁,代表了一种浩然正气、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大凡廉洁者,由于他没有私心,没有把柄在别人手上,就能秉公执法,不必平衡各种关系,所以就敢于硬碰硬。古今中外,多少廉洁者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传颂,不管社会生活多么恶浊,环境多么恶劣,他们始终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积极向上的巨大力量。

  廉洁,表现为对腐败行为的威慑力。廉洁者犹如一座高高矗立的丰碑,他们的高大形象足以使腐败者望而却步,胆颤心惊。腐败是一种瘟疫,对于无抵抗力的人来说则容易被沾上,如果廉洁者太少,腐败蔓延就快,以至泛滥成灾。目前,中国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不能不与廉洁者太少有关。

  当然,我们不但要有廉洁的政府,而且要有廉价的政府,二者为廉政的基本内容,并且没有廉价的政府,很难有廉洁的政府。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一一巴黎公社,由于废除了高薪制,从而使公职人员真正成为克已奉公的社会公仆。巴黎公社以其廉洁清正反对腐败堕落,以克已奉公反对滥用职权,以道德正义反对邪恶,终于获得了廉价政府的美誉,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代表了人民政权的发展方向。列宁用精简机构和加强法制来建立廉价政府,取得了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毛泽东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方法,注重从意识形态来构筑反腐倡廉的防线,但思想的长城终因没有制度的保障而全线崩溃。

  邓小平强调教育和法制相结合,并把精简政府机构提到了是“一场新的革命”的高度。从1949年到1996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大的调整就有六次之多,但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而且已经到了危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程度。官民比例达到了1:30,每年“皇粮”就吃掉国民生产总值的20%。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

  是的,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思想的教育,尤其是官德教育也是势在必行!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人以“身在官场,身不由己”为借口,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推卸责任。殊不知,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面对同样的诱惑,为什么有人恪守节操,保持廉洁,而有些人却变节腐化,不能自我?,这主要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自律。

  因此,“环境决定论”只是为腐败分子进行开脱的“托辞”,而官员的自律和人格的健全,必将驳倒所谓“身不由己”的谎言。正因为自尊、自律者太少,上行下效,又讳疾忌医,强化了官场病的恶性流传,这又反过来加在了道德自律的难度。“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的“三讲”作风和“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四自”要求,正是对当代官员实现道德自律提出的具体措施。

  然而,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物质利益的诱惑是主体权力扩张的的重要诱因,当权力者的物质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道德感往往不足以与物质欲相抗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一种清贫的生活方式下忠于职守,一般难以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中得到普遍响应,而依赖于少数人的清明廉政的示范,并不能构成对权力腐败根源的威胁,也不可能直接遏制腐败大面积的发生。因此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腐败,但无力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这就需要对腐败的惩治手段。

  李建华,哲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哲学)评议组员,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伦理学专业教学与研究三十多年,著述丰富,目前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省伦理学会会长、中国伦理学会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名誉主任、民间智库——“湖湘伦理学研究院”发起人之一。